计及价格型需求响应的水风光互补短期调度

随着风光并网规模不断增加,仅在电源侧利用水电等调峰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风光并网需求。为此,本文在负荷侧引入价格型需求响应技术优化日负荷曲线,以源荷匹配度最高,弃电量最小为目标,建立了考虑价格型需求响应的水风光多能互补短期优化调度模型。同时为降低模型求解难度,将其解耦为两个单目标优化问题分阶段求解,最后将模型应用于金沙江下游乌东德水电站和昆明、玉溪两地风光电站互补联合发电研究中。结果表明:价格型需求响应技术对负荷曲线具有明显的削峰填谷效果,不仅可以提高水风光多能互补系统的源荷匹配程度,还能促进风光消纳,增加水风光联合总发电量。该结果论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为提高电网大规模消纳新能源提供了新思路。

碳减排价格型工具碳税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价格型碳税政策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应对工具。我国碳减排压力巨大,作为负责任大国,自2013年正式启动碳市场试点至今,我国已有8个试点地区,并在2020年我国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尽管2021年7月我国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但是碳税政策仍在讨论中。本文重点从价格型碳税政策的特点与优势、我国实施碳税政策的必要性、碳税政策的作用机制以及国际上碳税政策设计与实施效果进行经验总结。最后结合碳税政策的国际经验给出了完善碳税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碳税配套制度、合理制定碳税收使用途径、有效监管碳税实施效果以及积极争取国际碳税话语权等方面的借鉴与启示。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比较分析——基于2011—2020年宏观经济的月度数据

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传导路径、传导效率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月度数据,选取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指标,选取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上证综指月度收盘价以及国房景气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来检验两类货币政策作用的效率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就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政策建议。

考虑价格型需求响应的独立型微电网优化配置

为有效提高独立型微电网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根据独立型微电网内短期风光出力与负荷之间的供需关系提出一种动态分时电价机制,并基于替代弹性建立价格型需求响应模型;从经济性角度出发,计及电价引导下用户的用电行为,建立价格型需求响应参与的独立型微电网的优化配置模型,并采用遗传算法求解。以某海岛微电网为例进行仿真分析,算例结果表明:在独立型微电网优化配置中考虑价格型需求响应能够改善负荷特性,提高可再生能源的配置容量,减少储能和燃料发电机的使用,从而提高微电网的经济性。

计及价格型负荷响应不确定性的概率潮流计算

随着以风电为代表的间歇性电源的快速增长,未来电力系统将从"发电跟踪负荷"的单向调度模式发展到"源—网—荷"智能互动调度,同时电源侧和负荷侧均具有不确定性。针对上述问题,文中综合考虑风电出力波动、负荷随机变化以及价格型负荷参与电网互动的随机响应过程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首先,描述了计及不确定性的价格型负荷响应概率表征形式,通过价格弹性系数,分析了价格型负荷响应的不确定性及响应范围,以反映出响应行为的随机性和主观性。其次,在传统概率潮流计算的数学模型基础上,将价格型负荷不确定响应量视做新的随机注入变量,引入源荷随机互动概率潮流模型中,并应用点估计法求解得到网络潮流的统计特征值,使得价格型负荷参与电网互动机理研究更具全面性和准确性。最后,通过IEEE 73节点系统的算例分析表明,该模型通过价格型负荷响应能够填补风电出力波动引起的系统功率缺额,降低对支路潮流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点估计法能同时处理离散型和连续型不确定因素,精度高,计算量小,具有实用价值。

广义价格型需求侧响应下区域能源中心日前最优经济调度

区域能源中心(districtenergycentre,DEC)是多能流耦合的枢纽,主要实现多能流在区域级的优化传输和分配。随着能源市场管制的放松,以能源价格为调节手段引导需求侧进行互动响应有利于提升DEC的优化潜力。该文首先基于能量枢纽模型,建立DEC的稳态能量流方程,探究功率平衡视角下的需求响应机理。考虑到价格调控下能源需求在时间上和类型上可相互转移,引入广义价格型需求侧响应(price based generalized demand response,P-GDR)的概念。同时,基于价格弹性及离散选择模型对P-GDR下能源需求的时空转移特性进行建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DEC日前最优经济调度的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模型,通过广义Benders理论对其进行解耦求解。算例结果表明,考虑P-GDR有利于减少能源负荷峰谷差,并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此外,P-GDR下考虑能源负荷的可替代性更加符合用户行为实际,降低用户的能源购置成本。

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在大势所趋的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大幅减弱,货币政策将逐步转向价格型。虽然各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目前转向的速度过于缓慢。考虑到构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条件已有所具备,建议可以适当加快这一进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需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以促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加快培育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三是加强预期管理以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风险传导效应的差异研究

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的风险传导效应,结果表明: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均存在风险传导效应,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高财务杠杆企业的风险传导效应均强于低杠杆企业,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风险传导效应的非对称性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因此央行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时应纳入微观企业风险感知及响应的考量,避免企业风险共振而削弱货币政策的理论效力。

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的最优组合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单一的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货币政策工具均不足以维持和应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首先,结合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构建了具有选择性特征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采用校准和贝叶斯方法分别估计了数量型规则、价格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参数;其次,采用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和社会福利损失比较数量型规则、价格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政策适用性;最后,采用脉冲响应分析和社会福利损失,研究了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的最优组合。研究结果表明:央行实施混合型规则要优于数量型规则或价格型规则,混合型规能够更好地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并且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更明显;央行在实施混合型规则时,数量型规则和价格型规则的最优组合为:价格型规则权重维持在60%左右,数量型规则权重维持在40%左右,可以更好地熨平经济冲击带来的波动,减小社会福利损失,增加社会福利。

计及价格型需求响应的风–光–光热联合发电系统日前调度策略

西北地区风光资源丰富,但由于新能源电站之间配合形式单一且未充分利用需求侧资源,弃风、弃光问题依然严重。针对这一问题,该文首先通过电转热环节将风光电站与光热电站储热系统结合,给出风–光–光热联合发电系统框架与原理。其次,引入价格型需求响应,在考虑综合成本最优的前提下兼顾系统的不确定性,构建计及价格型需求响应的风–光–光热联合发电系统日前优化调度模型。最后,在IEEE 30节点系统中进行算例仿真。算例结果证明,所提调度策略在满足电网安全运行的前提下,能够有效结合源–荷两侧进行优化调度,提高风光消纳能力的同时降低了系统的综合成本。

计及价格型需求响应及CSP电站参与的风电消纳日前调度

我国西北地区风、光资源丰富,风电装机容量增长迅速。受电网调节能力弱、电力市场价格机制单一等技术与政策因素的综合影响,弃风现象严重,如何提高风电消纳水平是西北风光大省普遍面对的难题。在考虑综合成本的前提下,兼顾风电预测和价格型需求响应二者的不确定性以及系统安全约束,构建了基于光热电站和价格型需求响应参与风电消纳的调度模型。该模型将光热电站和价格型需求响应二者与风电优化调度相结合,通过源荷两侧的协调调度共同提高系统消纳风电的能力。仿真算例首先利用场景削减法将风电场全年出力水平削减为3个典型场景,并与传统调度方法对比说明文中模型的普适性;然后,对不同调度模型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文中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有效性分析——以价格型和数量型为例

通过对有关货币政策工具孰优孰劣的争论及现代发展历程回顾总结,构建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与中国1995年至2014年季度数据对参数校准修正。研究发现：面对1单位标准差货币政策冲击时,产出与通货膨胀对价格型工具的动态响应程度高于数量型工具,但响应时滞小于后者;分别面对1单位标准差技术、消费和投资冲击时,价格型工具调控下产出与通货膨胀整体能在较短时期内做出调整并趋于稳态水平;相对而言,价格型工具进行宏观调控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低于数量型工具。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福利角度出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应坚持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适度扩大价格型工具的调控频率与空间。

货币政策调控: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通过将货币政策工具分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将它们纳入DSGE模型,可以讨论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在抑制经济过热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技术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时效率更高,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消费需求冲击时更有效果;当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时,就应该分别采用另一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预防产出的波动,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应该避免来自于投资、技术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冲击;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应该避免来自于投资、技术和消费方面的冲击。

中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的季度数据,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考察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动对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产出、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脉冲响应上的不同,以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各地区对货币供应量冲击呈现相似的响应特征,但响应程度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西部地区受影响程度并不显著。东、中、西、东北地区对利率冲击响应也呈现相似特征,但区域之间的影响存在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区域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东部受影响程度最显著,东北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小,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我国剥削性滥用行为违法性判定基准审视——以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为视角

从2010年底的“3Q”战,到2019岁末的“京东与淘宝”之战,互联网经济在我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似乎被施以了“二选一”的魔咒。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始终困扰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互联网市场的治理。虽然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为规制以非价格手段侵害用户(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实践中尚未形成对此类行为违法性判断的一般性基准。故可考虑借鉴域外经验,在阐释一般性的违法性判断基准的同时,细化“显著性”和“不当性”的内容。比如,对“显著性”的判断要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行为发生的时间、次数与持续期间,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变更前后市场支配经营者的成本变动程度,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差异,等等。对“不当性”存在与否的判断,应当具体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追求过度的垄断利润,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持续期间,市场结构和特征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个案分析,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新常态下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范式——基于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的分析视角

文章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重新构建了适用于我国经济的DSGE模型,并模拟和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不同类型冲击时对经济的调控绩效。分析结果显示,当前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我国的经济现状、所面临的冲击种类和政府的政策意图,但是就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数量型工具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要优于价格型工具。我国政府应当将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灵活并合理地搭配使用才能更好地对经济起到调控作用。

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机制探讨

面对国内复杂的宏观经济状况,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频繁使用数量型调控工具,但未能达到预期设定的目标,这说明当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顺畅。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化的利率体系逐渐形成,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机制转变的时机已经到来。本文通过借鉴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发展经验,根据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对转变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

本文采用VAR模型,选取2008年6月-2011年12月的相关经济月度数据,对我国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信贷规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此阶段的调控较其它货币政策工具更直接有效,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仍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为主。同时狭义货币供应量与消费正相关而与投资负相关,对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大于对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

我国价格型货币调控的微观基础研究

使用2007-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有效的问题。通过按所有制、行业分组的研究表明:(1)国有企业对资金价格仍不敏感,而对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比融资约束更能影响其投资行为;(2)受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的影响,近年来国有和民营企业对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的敏感性均无明显上升;(3)货币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行业非对称性特征。

我国企业融资约束的主要形式:数量型还是价格型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数量型和价格型之分,识别我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主要形式对于缓解企业融资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一致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分别纳入数量型融资约束和价格型融资约束,利用贝叶斯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比较分析后发现:我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主要形式是价格型约束,即融资成本是制约企业融资能力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发展第三方担保解决抵押难的政策可能无法有效缓解我国企业融资难困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应是缓解我国企业融资难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