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机制探讨

面对国内复杂的宏观经济状况,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频繁使用数量型调控工具,但未能达到预期设定的目标,这说明当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顺畅。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化的利率体系逐渐形成,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机制转变的时机已经到来。本文通过借鉴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发展经验,根据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对转变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转型

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对象的数量型调控方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数量型调控具有多方面的不足,其有效性受到质疑,且面临结构性问题的掣肘,开放环境下其独立性容易受到干扰。与之相反,以利率走廊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模式具有明显优势和理论基础,宜将其作为货币政策未来调控的主要方式。从近年来的现实来看,现阶段我国已具备逐渐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为了创造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转变的良好环境,下一步需要扎实推进利率市场化定价等相关基础工作。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有效吗?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利率管制与企业异质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在存款利率管制下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难以达到预期的逆周期调节效果;(2)存款利率管制的放开会增强价格型调控的调控作用,但其仍需要与数量型调控协调配合;(3)进一步硬化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后,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能够有效应对经济的短期波动。因此,本文认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步伐不应放缓。

我国价格型货币调控的微观基础研究

使用2007-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有效的问题。通过按所有制、行业分组的研究表明:(1)国有企业对资金价格仍不敏感,而对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比融资约束更能影响其投资行为;(2)受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的影响,近年来国有和民营企业对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的敏感性均无明显上升;(3)货币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行业非对称性特征。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

我国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价波动对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高于房价。而资产价格波动则对数量型调控工具产生明显的反向冲击,且数量型调控工具对房价泡沫膨胀更为敏感。股市与房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却对通货膨胀产生助推作用,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效用不强,反而加剧了通胀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关注"而非"盯住"资产价格波动,同时应构建包含资产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发挥资产价格的辅助监测指标作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及有效性。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与市场基准利率选择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正处于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过渡的关键阶段。深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必要性、现实性和过渡阶段经济金融领域的相关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本文综合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向量自回归(VAR)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及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框架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并对价格型调控框架下市场基准利率的选择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比较适合作为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框架下的市场基准利率。为了充分发挥Shibor作为市场基准利率的功能,下一步要继续深化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制和机制,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和方式,推动货币政策框架顺利转型。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调控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与此相适应,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也正在由数量型调节转向价格型调节。通过简要梳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关理论和国际转型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分析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的紧迫性,并对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制约因素。

我国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研究——基于 VAR 模型的分析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变化的周期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信贷与资产价格的自我强化作用和杠杆放大作用很大程度增加了宏观管理的复杂性,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文章从金融周期角度出发,通过分析金融周期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施的内在机理,基于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第一,金融周期会造成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弱化;第二,金融周期条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成本会被提高。针对这种现象提出,货币政策不仅要平衡宏观经济成本和防范金融风险累积,还要配合宏观审慎政策应对金融周期的政策建议。

基于PVAR模型的宏观流动性调控政策比较

近年来,全球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出现逆全球化浪潮,为保障我国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能够有效应对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需要建立足够的"流动性调控机制"引导国际资本流入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文章通过构建两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中央银行价格型和数量型流动性调控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管理当局流动性调控政策的持续性、放大性和不确定性。这有助于考察逆全球化可能对流动性传导机制和本国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流动性风险的含义及相关政策效应变得更加丰富。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改变了吗?——基于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比较分析

基于开放框架下包含资产价格的扩展泰勒规则,分别以利率和货币供给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模式,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对两种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静态分析,还是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动态稳健性分析,在我国现阶段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并非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佳选择;相比较而言,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我国当下资产价格急剧波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首选,但价格型调控模式亦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央行为规避利率急剧波动而采用的利率平滑机制仍然存在,并且,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并未显现。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分析--基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视角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仅主导着利率水平的变化,更与物价水平、充分就业、经济结构调整息息相关。能否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关键。本文梳理了近年来人民银行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从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三个角度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总结出我国货币政策存在着传导效应和弱化现象。通过分析我国利率、信贷、资产价格三个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现货币政策多重目标冲突、数量型货币调控目标弊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定向结构货币政策工具缺陷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于强化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文章首先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从市场化改革的视角对我国两轮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背景和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新一轮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目标。

金融多元化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正处于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的关键阶段。近年来,金融多元化发展迅猛,突出表现为社会融资多元化、商业银行经营业务多元化和非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配置多元化。金融多元化发展使金融体系与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也使数量型调控作用基础发生变化,进一步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有效性,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传导的效用被削弱,而价格型调控的作用条件得到改善和提升。未来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应根据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加快实现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转型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货币政策调控由以数量型为主向以价格型为主转变,商业银行面临定价基准和定价模式的转变,利率定价机制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凸显。本文在总结国外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对北京地区八家商业银行的调研情况,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的现状,剖析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应尽早明确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利率,有序推动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转型;逐步稳定新的政策目标利率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关系,为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转型提供充分的缓冲期;从商业银行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两方面入手,健全利率风险防范机制;充分发挥大型商业银行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型银行顺利完成利率定价机制转型;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突破预算软约束和行政干预的限制。

金融脱媒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分析

金融脱媒现象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出现,会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产生影响。文章构建了金融脱媒指标,对我国的金融脱媒程度进行测度,并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数量型货币调控下,金融脱媒会弱化基础货币对M2的调控,提高基准利率对M2的调控;在价格型货币调控下,金融脱媒会弱化行政调控效果,但会增强市场化调控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实际利率锚

随着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货币政策亟需由传统数量调控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模式转型。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实际利率锚,自然利率将为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本文以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从自然利率的三层含义出发,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中国的自然利率进行估算。结果显示,我国自然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为解释和预测经济运行态势提供依据,利率缺口不仅是经济波动的"指示器",而且可以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评价提供重要依据,这对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转型和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疏通利率传导机制:理论逻辑、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价格型调控框架成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高效的利率传导机制是其中的关键。从利率传导渠道中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三个维度出发,对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并将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向短期国债收益率的传导效率与发达经济体差异较小,对中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传导效率与发达经济体差异较大;第二,我国货币市场向信贷市场的传导效率较低,贷款利率变化对货币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为完善价格型调控框架、提高货币政策效率,我国还需加快建设高质量金融市场、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机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推动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建设,发挥其定价基准作用;提高债券市场活跃度,优化投资者结构;推进信贷市场利率报价机制改革,促进市场主体适应更加市场化的贷款定价模式;打通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之间存在的藩篱,强化各市场间的利率关联性。

我国基准收益率曲线的培育与构建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正处于由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有效性有所弱化而利率指标有效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培育并构建我国基准收益率曲线、研究基准收益率曲线所包含的各种信息,对于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培育构建我国基准收益率曲线的理论基础,借鉴了主要经济体央行培育基准利率和基准收益率曲线的经验,对构建我国基准收益率曲线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前瞻性指引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前瞻性指引是中央银行对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定性描述。前瞻性指引并非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生事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银行就开始通过对其利率政策走向的定性描述来影响公众预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央行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实行了前瞻性指引。虽然中国没有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还存在较大空间,但随着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中央银行应做好应对各类事件的准备。本文分析前瞻性指引的内涵和理论基础,梳理发达国家前瞻性指引的实践及其政策效果,并指出前瞻性指引面临的政策争议与挑战,最后得出对中国货币政策执行和预期管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