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比较分析——基于2011—2020年宏观经济的月度数据

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传导路径、传导效率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月度数据,选取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指标,选取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上证综指月度收盘价以及国房景气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来检验两类货币政策作用的效率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就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政策建议。

价格型货币政策时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新模式

近年来为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货币政策由数量型逐步调整为价格型,利率市场化进入利率并轨冲刺阶段,商业银行面临资产负债管理转型。本文总结了资产负债管理的方法、模式,以及不同的司库管理模式下的利弊,并对FTP管理、资产配置和流动性管理进行了精细化研究,从而提出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具体举措。

新时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2020年我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在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成为最关键的一环。基于2018—2021年相关数据,借助VAR模型实证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市场利率偏激会对消费者信心指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基于以上结论,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深化市场利率改革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对比研究

近年来,全球经济周期呈现出明显加快的现象,多变的外部环境导致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随着不同时期中央银行的不同经济目标产生差异性,常参数模型无法捕捉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时变效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目标的三维脉冲响应,进而构建出波动指数来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发现:(1)在经济萧条时期,中央银行更希望促进经济发展,当以降低物价水平和促进公共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时,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当以刺激产出增长、提高就业水平、促进私人经济发展以及推动金融市场发展为首要目标时,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效。(2)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央银行更希望稳定经济波动,当以控制物价和公共经济的经济波动为首要目标时,应采取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当以控制产出、就业、私人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经济波动为首要目标时,应采取数量型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另外,波动性成分分解显示了模型的良好性质,发现了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产生波动性的主要原因。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商业银行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在测度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EGLS模型研究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否因商业银行异质性特征而不同。结论为:按银行类型来分,我国银行效率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由于我国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需求的价格弹性低、居民储蓄比重高,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利率水平的上升均会使商业银行效率提高,并且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会受银行规模、资本状况、盈利能力和银行性质的制约。在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的转变时期,我们建议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差异,以及该影响因商业银行异质性而不同,并据此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保证货币政策顺利传导。

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在大势所趋的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大幅减弱,货币政策将逐步转向价格型。虽然各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目前转向的速度过于缓慢。考虑到构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条件已有所具备,建议可以适当加快这一进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需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以促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加快培育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三是加强预期管理以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利率市场化对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本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从均衡利率上升角度分析利率市场化对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效应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参数敏感性和社会福利损失分析得到:(1)均衡利率上升减弱数量型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减弱价格型调控产出波动,但增强其调控通胀的能力。当前条件下数量型调控效果仍优于价格型。(2)参数敏感性分析表明价格型调控更加稳定。(3)两种货币政策下,均衡利率上升对居民社会福利基本没有影响。相对而言,价格型调控下福利损失较小。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中央银行需要协调搭配两种货币政策,做好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中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的季度数据,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考察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动对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产出、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脉冲响应上的不同,以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各地区对货币供应量冲击呈现相似的响应特征,但响应程度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西部地区受影响程度并不显著。东、中、西、东北地区对利率冲击响应也呈现相似特征,但区域之间的影响存在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区域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东部受影响程度最显著,东北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小,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中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权衡协调——基于含银行资本约束与金融资产的DSGE分析

本文在Iacoviello(2005)的DSGE模型基础上纳入流动性受货币政策影响的金融资产、资产负债表受资产价格影响的银行主体,从三个维度进行数值模拟,比较货币政策在从量和从价间的权衡,结论认为中国过去采取数量型调控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当下有进入"量价两难"的可能,建议未来理顺价格调控机制、常规时段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时辅以数量型工具响应缓解,即"常规时段从价、市场流动性危机时辅量、量价协调"的政策定位。

货币政策调控怎样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微观效应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货币政策调控是否有效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VAR模型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微观效应,辨别货币政策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和调节抵押品价值的变化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则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作用,并且影响幅度是价格型工具的3倍。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信贷歧视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具有延迟性,年轻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对货币政策冲击更为敏感。本文研究表明,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一定不能忽视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差异,科学把握“量价转换”节奏、政策工具协同并重,才能有的放矢地推动企业投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房价调控机理研究——基于利率、汇率价格型政策工具的理论分析

在中央明确"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加大政策对房价的有效调控力度至关重要。本文通过理论结合实证,研究了我国利率、汇率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房价调控的有效性。研究认为:从长期来看,利率、汇率为主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房价调控总体上是有效的;从短期来看,利率和汇率均不能对房价调控产生明显有效的调控作用,但可以通过时滞效应,逐步显现出来。此外,从商品房性质看,汇率政策工具在调控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价格上是基本同质的,但利率政策工具对二手商品房价格的调控效果比新建商品房价格更明显,持续性也更加显著。

中美两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比较——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泰勒规则及其扩展形式是当前研究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主要工具,但单独研究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缺乏微观基础,且不便于做政策分析。本文基于最优化模型推导出费雪方程,联立泰勒规则构成理性预期均衡,探讨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当名义利率对通胀率反应系数大于1时,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当名义利率对通胀率反应系数小于1时,有无穷多个稳定的均衡解。在不存在泡沫预期的假设条件下,探讨了MSV解下的通胀率、名义利率的解析均衡性质。基于中美两国的数据,将MSV解表达为状态空间模型,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求得两国的结构参数值,发现美国对通胀反应敏感,是确定性的均衡;中国对通胀反应不敏感,是不确定性的均衡。将两国的MSV解进行比较发现,美国的通胀率和名义利率长期均值和波动率都小于中国,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率和名义利率的影响比中国更稳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占通胀率波动的大部分,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占名义利率波动的大部分。从控制通胀率的政策目标来看,美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优于中国。

价格型货币政策时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精细化管理

今年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央行货币政策宽松,大量资金涌入债市,推低债券收益率,我国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着资产负债收益倒挂的挑战,LPR形成机制也将加速银行优胜劣汰。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转型进一步加快。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金融垄断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理论分析

不同的金融结构下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不同。在完全竞争金融市场和垄断金融市场中,可分别建立银行、居民和厂商三部门的两阶段模型,并通过对两种类型金融市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规模决定因素的模型分析,研究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两种类型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数量型货币政策更适应于垄断金融市场,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改革中,货币当局应该逐步从以存款准备金数量和货币存量为工具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

我国货币政策转型与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践分析

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汇占款增加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金融脱媒与影子银行的发展也使得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价格政策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我国央行从2013年始陆续推出了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三种主要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优化社会资金配置,减少货币市场的利率波动,起到显著效果。但与其他国家比仍然存在不足,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并不明显,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为更好地应对货币政策转型的挑战,应进一步健全和丰富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箱,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同时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经济开放度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新兴市场国家1996—201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对这些国家在开放条件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则该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但对物价的影响则越大。据此认为,在我国经济开放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不应该继续依靠数量型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而应通过实现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使我国过渡到主要依靠价格型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2021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从整体来看我国经济体规模扩大,货币政策工具完善。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的发展脉络,并梳理新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工具。其次,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选取利率、融资规模、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四个方面研究货币政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差异。结论表明:本阶段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趋向于合理、微调、普惠、高效,在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偏向于对利率的引导,对利率微调促成经济平稳运行正是本阶段货币政策的主攻方向。

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宏观调控效应研究--基于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双重视角

通常,当实体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时,基于货币数量的调控更有利于平抑经济波动;反之,当压力主要来自于金融系统时,基于价格的调整则收效更佳。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的双重压力,这也使得有关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配合使用,共御经济金融风险的探讨成为了货币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将资产价格要素纳入至货币政策规则框架,构建了含有货币数量和利率价格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据此系统地对比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范式对经济下行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的调控力度最大,混合型次之,数量型最小,但纯价格型规则存在着较高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在平抑产出和资产价格波动时会引起通胀层面的不确定性,不宜用于平衡多重调控目标。相比而言,倘若对利率在混合规则中所占的权重进行调整,构建“价主量辅”式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更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的共同实现。

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传导效率研究——基于中介效应

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传导的效率和有效性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处在以数量型为主导向价格型为主导的转型阶段,探究不同框架在我国情境下的传导效率对我国今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基础货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作为两种货币政策框架的解释变量,货币供应量、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作为两种货币政策框架的中介变量,设定了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利用SPSS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得出目前在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传导效率更高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