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遵循Sala的五变量VAR方法发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一个标准差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这就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的支持。除此之外,与很多学者一样,本文还发现了实际税收冲击的非凯恩斯效应。

财政约束与价格水平决定:FTPL的一个批判

本文在一个内生增长一般均衡货币模型中, 通过引入名义债券、实际债券、货币和物质资本, 讨论了政府财政约束与价格水平决定的关系。我们发现,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均衡通货膨胀率完全由货币增长率决定, 政府跨时预算约束方程只是个恒等式。如果价格水平财政理论(FiscalTheoryofPriceLevel, FTPL) 成立, 则小得可以忽略的财政扰动可以导致物价水平的巨大波动, 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问题出现的原因是FTPL将名义债券市场和其他资产市场割裂开来, 孤立地讨论了名义债券市场出清的条件, 由此认为跨时预算约束方程是一个均衡定价方程; 当将诸市场统一起来考虑时, 公众可以在货币、债券和物质资本之间进行选择, 财政当局不再是一个价格决定者, 其债券发行量成为一个内生变量, 必须服从跨时预算约束方程, 后者成为一个恒等式, 从而价格水平主要由货币当局的货币发行决定。

财政政策动态效应与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检验

运用一个5变量的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估计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外生冲击对GDP、价格水平等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同时对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TPL)进行检验。冲击的识别结合相关财政政策决策滞后的假定采用区分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的方法。结果表明,正的政府收入冲击将显著减少产出并降低价格水平;正的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的正面影响不如减少财政收入的冲击,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有理由相信,减税比扩大政府支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另外,在选取的样本期内,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得不到实证支持。

价格水平与财政政策选择——基于BVAR模型的计量研究

多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并对先验与后验分布有影响,可以运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VAR)方法,对中国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TPL)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财政政策无论对狭义的价格水平(CPI)指标还是广义的价格水平(GDP平减指数)指标均有影响,同时模型也反映出经济具有惯性特征。因此,为维持价格稳定,有必要对财政政策的预算约束和央行货币发行量加强管理。

我国税制结构对价格水平变动具有结构效应吗

近期国内物价水平总体上的持续低迷不仅表明国内总需求依然偏弱，而且通缩隐阮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价格水平的高低抑或通胀程度的大小究竟是如何决定，或者说受什么因素影响的？这始终是一个政府必须面对且又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界关于价格水平决定因素的争论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价格水平决定的货币理论；二是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简称FTPL）。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

本文通过五变量的VAR和两变量的SVAR方法,运用1996年至2006年的月度数据分析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是否适合解释中国经济的问题。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不仅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基本为正;而且存在显著的通货膨胀与紧缩、产出扩张与衰退等两种交替脉冲反应过程。再结合基于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的逻辑推理,本文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我们所考察的期间具有适用性。本文研究的重要现实政策含义在于,如果将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精神融入积极型货币政策(如泰勒规则)和盯住实际赤字目标的财政政策组合,那么中国政府就有可能同时实现价格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三大目标。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一个实证综述

龚六堂和邹恒甫曾肯定地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是个无法检验的理论,但我们研究后发现,他们之所以得出无法检验的结论,是因为他们是基于跨期预算方程是均衡条件来定义的,而根据该定义的确难以导出可行的识别理论的条件。若采用以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为基础的定义,则会出现乐观的情形。本文有助于回答下面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该理论在中国是否具有适用性?第二个是什么样的政策搭配才能有利于价格水平稳定和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CPI领先PPI? 价格水平财政决定理论视角

本文认为在政府与国企紧密联系和融资平台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对国企债务和融资平台债务有着潜在的承担和救助责任,家庭对政府现值预算方程的预期就是均衡时必须满足的附加条件,此时,家庭需求层面消费行为变动引致的价格变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快于国有企业投资引致的供给层面的价格变动(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检验发现:CPI是PPI的格兰杰原因;国企部门和政府融资平台部门在内的扩展的现值预算方程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均衡条件。

我国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基于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实证分析

传统货币主义观点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但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本文利用简单的框架对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进行整理,并利用实证模型来检验上述理论在我国现阶段是否适用。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符合李嘉图体系,货币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即便如此,仍不能因此否定财政对价格的影响作用,随着财政收支、债务规模的进一步加大,保持政府的预算平衡依然是重中之重。

基于FTPL的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出发，从理论上区分了FTPL与传统理论对政府预算等式的实现机理。通过基本盈余率与债务负担率的关系分析，对我国1978-2010年间的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检验，实证结论表明，我国的经验证据并不能证实FTPL的有效性，同时得到了我国财政是可持续的结论。

基于财政理论分析新冠疫情以来美国通胀的成因及其未来

为什么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财政部采取的财政刺激计划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却未产生类似的结果?这一现象被称为“现代货币与通货膨胀之谜”。学者们试图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加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量化宽松相当于美联储存款准备金与长期投资者所持债券的一种互换,仅改变了基础货币的数量,并不直接影响广义货币的供给。而新冠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计划是财政部发债并由美联储使用存款准备金直接从公开市场购入,资金通过财政传递机制转变为个人和企业的银行存款,导致广义货币供给大幅增加。单纯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当量化宽松政策与大量的财政赤字结合在一起时,会在增加基础货币的同时扩大广义货币供给,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尽管政府可以通过增发债券为当前的财政赤字融资,但带来的后果是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升高。财政赤字可以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但是增发的债券需由政府承诺通过未来的预算盈余偿还。本轮美国经历的通货膨胀在根源上是财政性的,是大量政府债务与不断削弱的财政政策框架可信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紧缩性货币政策若没有可信的财政安排提供支持,将无法解决这种财政性通货膨胀,相反只会使通货膨胀加速。未来几年,美国仍然存在趋势性通货膨胀风险。后疫情时代,应对通货膨胀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通货膨胀目标不应只是用来指导央行如何关注通货膨胀,而应当成为央行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协定。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

本文选取1980～2009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MS-VAR模型检验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1980～1997年间,价格为货币政策主导区制;之后为财政政策主导区制。为检验该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李嘉图等式和财富效应进行分样本区间的实证分析。最后,本文选取1996～2010年的月度数据,利用MS-OLS模型检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价格的关系,发现我国互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稳定物价上是有效的。

一个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可行框架:1981—2006

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一个重要的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FTPL对于通货膨胀治理的政策含义:一个述评

与货币理论相比,新近发展起来的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是更为一般的价格理论,所提政策建议具有优势。文章作者在详尽阐述了财政理论的代表性人物Woodford政策建议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报告了国际学术界的分歧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在正常时期,更倾向于积极型货币政策和局部李嘉图政策的搭配,而在非正常时期,则倾向于被动型货币政策和非李嘉图政策的搭配。但是,如果在正常时期,利率上调受到限制,那么政策组合应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政策的组合。

FTPL视角下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

通货膨胀是否仅仅包含有货币政策信息,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再次上演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在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基础上,我们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有着明显的财政政策信息,同时表现出不同的时段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