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任侠尚义品格探究——以其与李白、房琯交往为中心

侠者,重诺尚信,重义轻生。唐代崇尚任侠精神,通过杜甫与李白、房琯的交往可知,杜甫重情重义,对二人的不幸遭遇深为同情,用诗文为他们鸣不平,通过多种方式上疏分辩,几陷不测,充分体现了其任侠尚义的品格,是“侠之大者”。探寻杜甫任侠尚义品格对于深入了解杜甫其人,理解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墓志视阈下唐代女性理想人格中的任侠精神

唐代社会文化多元,任侠是儒释道以外的“社会潮流”。女性在推崇传统淑女贤妇的理想人格外,也呈现出对任侠精神的追求。文章以墓志记载的唐代女性为例,分析唐代女性理想人格中任侠精神产生的时代因素和多样的文化背景,探讨唐代女性刚柔兼备、扶危济困、尚义勇敢和注重主体意识的任侠精神。

浅析唐诗中的任侠之气与任侠精神

唐代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思想活跃,任侠之风大盛,深刻影响了唐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唐代深厚的文化底蕴及人文环境,为文人们进行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大量唐诗凸显出任侠之气。本文通过对唐诗中的任侠之气及任侠精神进行探析,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唐诗的独特魅力,认清文学作品中的“侠”之形象及其对后世“侠”文化的深刻影响。

《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从任侠到任侠电影

“武士道”,是日本掌握七百年武家社会主导权的武士在战争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习俗、惯例和常规,从镰仓时期始一直是日本武家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也一直是对日本民族精神及战斗道德的“统一”称谓,这种统一感源自新渡户稻造对其概念的西方化解析、本土性阐释始。而事实上,从江户时期开始,与武士道这种主流阶层道德、精神有了一种独立的平民伦理在逐渐形成、完善,那便是“任侠道”。秉持任侠道者虽历经数次身份变容,但被通称为“任侠”(通“仁侠”),他们是游离在体制之外的被疏离者、更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

贾侠相济:明清徽商“任侠”之风述略

明清时期,徽商“任侠”风气盛行。许多徽商在行商的过程中践行侠之行为准则,进而成为亦商亦侠的“侠商”。徽商任侠之风的形成受到时代大背景以及身处小徽州两方面的影响。但无论徽商任侠抑或好儒,其在“名”和“利”两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徽商任侠和徽商好儒品质一样,被看作是徽商的一种独立的精神风貌。同时亦应注意到徽商无论是“好儒”或是“任侠”,都只是在特定时代下寻求的一种身份认同,传统的士商关系并未改变。

贾而任侠:明清徽商贾而好儒的另面

贾而任侠是明清徽商精神气质的另面。徽商任侠文化来源地方武术的盛行、时代风气的灌溉、经济物质基础的支持以及个人表现的需要,不畏强暴、抵御外辱,赈灾济民、扶危济困,捐资建设、热心公益是徽商任侠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徽商的任侠精神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启示作用。

日本任侠道与任侠电影

任侠道是黑道这种"封闭集团"内部特有的伦理,以报恩、惩戒、复仇等义理关系构筑价值体系,与武士道有着相似的集团性控制力及个体行为约束力。任侠道在上世纪60年代盛行的任侠电影中以系谱化的人物像与物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民众在沉醉于黑道善恶博弈中得到了时代与文化的慰藉,甚至感知到了曾因战争而被否认的武士道复归的喜悦。

“南园诗人”任侠思想初探

任侠之作是南园诗人"标举唐音"的主要表现之一。三代"南园诗人"薪火相传,以独特的个性才情,诠释了任侠思想的不同内涵。"非正统性"、"兼相爱"、"尚武、轻生重义"等任侠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原生态的岭南本根文明潜藏任侠思想的相关元素;明代以来岭南地域文明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佛教思想对中国古代尚武任侠之风的影响

具有类似形态的体育萌芽在今天的东西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体系,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造成的。本文采用逻辑分析法,从佛教思想对中国古代尚武任侠之风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论述了佛教思想对中国尚武任侠之风的影响是东西方形成截然不同的体育体系影响因素之一。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

崇尚武功 ,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西汉长安“五方杂错”的风习、黄老政治的施行是长安多游侠的文化渊源。唐长安的“恶少”、“英豪”群体是长安多游侠的社会基础。唐长安的多元文化存在是长安多游侠的思想背景。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克定关中长安多游侠的历史动因。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他们逞强好胜 ,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唐诗中的侠士超越了横行复仇的个人意气 ,升华为慷慨的爱国激情 ,表现出俊逸的浪漫精神 ,为唐代诗歌注入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

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任侠风气所包含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通过其任侠、咏侠活动,已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任侠精神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或任侠精神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表现出初盛唐任侠风气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并由此带来了唐人咏侠诗潮的高涨和边塞诗创作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任侠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 ,任侠之风十分盛行。任侠尚武、反传统、轻财重义、施不望报等特点 ,为他们赢得了很大的名气和声誉 ,是他们聚拢人气、在乱世中崛起的重要法宝。任侠甚至成为维持民间秩序的重要力量 ,乡党乡议也将任侠的某些行为作为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一。在继承前代任侠风格的基础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以忠勇为核心的任侠精神。

盛唐诗歌的任侠精神

盛唐诗人热情礼赞任侠精神并非意在单纯地抒发对游侠的顶礼膜拜之情 ,其真正旨归在于借游侠以表现他们狂热的入世激情。即对生活的激情拥抱 ,意欲效功当世有用于社会的热烈情怀 ,对自身价值的社会认可之强烈渴望 ,以及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生构画。所以 ,盛唐诗歌的任侠精神就其实质而言 。

政治权利场的斗争与任侠者的产生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政治权利场中工具性质的任侠者应运而生,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反映在汉代及其汉代以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时代。

李颀边塞诗的胡乐意象与任侠情结

李颀是盛唐诗坛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边塞诗创作独具一格,诗中用胡乐意象渲染烘托气氛,营造意境空间,用侠客的豪气状写报国之志、建功理想。李颀通过独具魅力的胡乐意象,构建起不朽的边塞诗魂。通过对豪侠少年的赞美,寄托了自己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和昂扬向上的精神。胡乐意象与任侠情结的辉映,彰显了其边塞诗俊逸、奇特的审美风貌。

唐代任侠风气的社会文化成因

唐代任侠风气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有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时代文化心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端:唐代帝王的崇侠尚义,唐代民族大融合与开放的文化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高度张扬,复仇的流行和对复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旌扬,唐代边塞战事引发的向往立功边塞的时代精神和新的侠义传统以及唐代武举、府兵制的实行等。唐代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形成唐人开放进取、自由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功业追求与世俗享乐并行不悖的时代文化心理,成为托起唐代任侠风气的精神支柱。而中土文化和异域文化(胡风)共同影响的结果,又赋予了唐代侠和侠风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异域文化情调。

唐代任侠风气与豪侠小说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对中晚唐传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一是从中晚唐传奇小说创作的题材看,现实社会任侠风气中的豪侠故事往往成为传奇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而表现突出的便是藩镇与剑侠、侠盗、刺客之间的关系。二是从传奇小说表现的主人公形象看,中晚唐传奇小说中的主人公中增添了许多本领特异的侠客,尤以女侠居多,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侠风使然。

名利的驱动与任侠者的组织化

名利的驱动是汉代任侠者组织化的重要文化要素之一。基于社会显性与隐性利益的吸引和驱动,侠魁通过诸如“养名”、调解事端、受赇报仇等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自身的组织化,乃至出现专门的报仇组织机构——“会任之家”。

贾而任侠:明清徽商精神气质的另面

明清徽商除了显著的“贾而好儒”的特点外,还有鲜明的“贾而任侠”的另面。在徽商的观念中,已经把“行商”看作是一种“侠行”。“任侠”赋予了徽商豁达坦荡、豪侠不羁的个性;见义勇为、心怀天下的襟怀;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精神;不矜其能,谦逊低调的风度。在徽州尚气与武劲之风的熏染下,在雄厚物质文化基础的支撑下,任侠成为徽商显示人格,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自我表现,是徽商践行儒家思想,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