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现代自由——黑格尔自由概念的三个环节

黑格尔认为现代自由是主观自由,其极端形式是抽象自由,其典型形式是任性自由。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考察,围绕着自由概念的三个环节,他批判了现代主观自由,阐释了具体客观自由,确立了自身在现代性反思中的独特地位。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自由和容忍

在存在论意义上,自由是天赋存在权。在自然状态下,自由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进入人的社会,存在论意义的人人“有权如此”的自由,变成了生存论意义的人人有权“可以如此”和人人有责“不能如此”的自由。从根本上论,自由就是己与人、己与群互为限度。在人的生活世界中,自由的认知准则,是群己权界;自由的行为准则,是权责对等和公私分明;自由的行动方法,是容忍。容忍的基本准则是:凡权责对等和公私分明的理性的自由,必要容忍;任何超出权责对等和公私分明的任性的自由,决不能容忍。这是正常社会的基本态,也是正常生活的基本态。

黑格尔美学对语文教育的启示

黑格尔美学思考的重心是"真善美统一"的人,集中地体现为先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及人的精神现象而存在的"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就是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它不是消极被动或僵死不动的东西,而是一个有着创造性的、处于运动中的主体,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内在本质和灵魂,是真正使人达到无限自由、从而进入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黑格尔美学的这一最高境界主要表现在强调无规定性的自我意志的抽象自由和强调有规定性的意志活动的任性自由及强调抽象自由与任性自由统一的具体自由等方面。这些对于语文教育塑造"求真"、"向善"、"崇美"的创造性的人才和"健全的人格"且实现"人的发展和完整性建构"的全新境域无疑具有极其特别的启示。

康德政治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属性

康德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任性,任性的自由是能通过制定准则而行为的能力,它指向外在的行为自由,所以在法权上就表现为占有,但首先并不指向占有的质料,而是其自由的形式,故他重视"理智的占有"。为了永久、稳定地占有,必须把人民的意志联合起来而形成共同意志,成立国家,由此才能有普遍立法,并且能够具有公共强制权力而保证公民稳定地获得自己的东西,获得真正的正义。如果说,以意志的普遍法则规定任性的主观准则的学说(德性论)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在维度,那么,以意志的普遍法则规定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的学说(法权论)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外在维度。内外并举,构成道德形而上学的整体。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法哲学透视

离婚冷静期引发对婚姻自由的争议,也表征当下婚姻伦理退化的事实。从法哲学视角看,离婚冷静期制度现象背后意在透视任性自由并非自由的展现这一命题,而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个体独立性和实体伦理性的统一。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种任性自由在现代性的宰制下以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形式侵入现代婚姻伦理生活,把婚姻关系仅仅建制在“性的关系”“民事契约”“爱的感觉”之上,而无视婚姻的实体性,由此导致婚姻世界的现实大逃亡和精神家园的荒芜。因此,反思当下的婚姻关系,需要澄明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理解婚姻关系的爱的生发前提,找回婚姻的神圣性和仪式感,重视有爱的婚姻伦理基础,规范离婚的任性行为,从而才能更好地构建“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的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