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与赠与人的责任

我国《合同法》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但对此规定极为简单。赠与人任意撤销权是立法者为 均衡赠与人与受赠人利益、保护赠与人而设,其行使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滥用造成受赠人利益损失的, 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浅析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与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由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与无偿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允许赠与人随时食言(赠与人的法定任意撤销权),体现了鼓励并保护善良赠与人的立法意图,然而赠与人的法定任意撤销权却可能与受赠人对赠与的合理信赖发生冲突。文章旨在探讨赠与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置,进而论证了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对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的影响,确定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论述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赔偿责任之构成要件及信赖利益赔偿之范围。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重新厘定——基于一起离婚案件的分析

《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赠与法律关系中赠与人和受赠人的利益,也缓和了赠与关系中义务的片面性,尤其是对保护赠与人而言,该制度的设立功不可没。然而,实践中一起离婚案件却折射出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立法的瑕疵以及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彩礼返回问题规制的漏洞,应着重完善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约束机制和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机制,从而保护受赠人,尤其是在彩礼赠与中受赠人的利益。

论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与限制

赠与合同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之一,赠与合同的核心问题是在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指导下,妥当地安排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此,我国合同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本文拟通过对任意撤销权之法律规定的分析,指出任意撤销权之法律规范存在的漏洞,并提出运用法的解释来修正,从而使法律得到正确适用.

关于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探讨

《合同法》的诞生堪称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迈出的又一坚实步伐,可谓是民法界的一件喜事。但是,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合同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仍存在一些欠缺之处,需要改进之处甚多。笔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一些规定颇具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第十一章以专章形式对赠与合同进行了规定,结束了我国民事立法对赠与合同没有明文规定的历史。法学界有学者指出赠与人撤销权与赠与合同的其他几项制度形成了规范上的冲突,因而有必要对这种撤销权进行适当的限缩。笔者带着疑惑之心,查阅了大陆法系各国的法律规定以及我国的《〈合同法〉草案专家意见稿》,分析总结了各国的立法模式,进而结合实际对我国相关立法提出个人的修正意见。

对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一些思考

我国《合同法》将赠与的撤销明确区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并对任意撤销的行使及限制、法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规定。为更好地体现该制度的价值,笔者对现行規定提出两点质疑,并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他撤销权的有关规定,提出完善的建议。

试论对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同时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 ,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由于该撤销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若不对它进行限制 ,则有可能造成权利的滥用 ,并损害受赠人利益。

浅谈我国赠与合同及其任意撤销权

赠与行为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虽然不是商品流通的主要方式,本身并不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但赠与和买卖、交换等法律行为一样与财产所有权紧密相联。赠与合同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关于其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却有诸多不明确、恰当之处。在论述了赠与合同相关概念基础上,结合我国不实际,对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法律规定进行建议,以期为我国赠与合同相关制度的理论完善和实践操作提供有益参考。

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探析

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因其具有单务无偿性,因而法律赋予赠与人法定撤销权和任意撤销权,任意撤销权基于赠与的无偿性和公平原则,但是为了双方的利益平衡,《合同法》对任意撤销权进行了限制,否则在赠与过程中,赠与人对任意撤销权的滥用,会损害受赠人的信赖利益。

浅析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单务合同，在赠与关系中，仅有赠与人负担给付义务，而受赠人不承担相应对价的义务。所以我国在法律制度设计上赋予了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但是，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

对赠予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若干思考

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予人的任意撤销权,立法的规定从应然角度看,对保护赠予人的权利具有重要作用,能够阻却赠予人的违法性事由,减少赠予人的责任,更好地保护赠予人。但从实然角度看,立法的规定并不完善,赠予人有可能滥用任意撤销权,造成受赠人期待利益的损失,这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交易。而从法的基本价值看,从立法上规定赠予合同受赠人的期待权也具有必要性,其能够使赠予人更有序行使赠予权利。因而,本文建议应完善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增加对抗赠予人任意撤销权的砝码,保护受赠人的期待权,使立法更加趋向于平衡。

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诺成合同,合同中赠与人与受赠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因此《合同法》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出现赠与人滥用此项权利的现象,这就产生了赠与人法定任意撤销权的行使与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的冲突现象。为了平衡赠与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赠与人行使此项权利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赠与人如果滥用此项权利造成受赠方损失,应当承担信赖责任。

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长期以来,对于赠于合同究属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论,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更各致一说,无法达成一致见解,合同法的出台并未能使这场争议平息,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它在无偿合同中的地位与买卖合同在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当,而实际上人们意识中存在两种看法。第一,当赠与人表示它的意思时,不论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成立,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便没有转让行为,转让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义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第二,赠与人将这些赠与转让后,应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也未采取公正,即不能完全满足合同的要义,所以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条款并不适合于赠与合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成了当赠与人收回赠与时产生究纠,即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的问题。

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相关问题的探讨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同意的合同。新合同法赋予赠与人三种撤销权,即任意撤销权,法定撤销权,相似撤销权。合同法同时还规定了赠与人行使这三种权利的条件。本文主要对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进行探讨。

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继承问题研究

被继承人在生前订立赠与合同但未实际履行的,赠与人能否行使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五条规定的任意撤销权,涉及合同法与继承法的双重考虑,核心在于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是否具有人身专属性。继承原则上不增加继承人的义务,因赠与人死亡而赋予受赠人额外的优越地位不具有正当性,否定继承人任意撤销权的观点也难以解释受赠人合同履行请求权的来源。原则上应肯定继承人对于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防止赠与合同长期处于待履行状态。回归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基础,继承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不能突破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在被继承人生前已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应禁止继承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例外地赋予受赠人合同履行请求权。

房产“加名”,丈夫放弃任意撤销权后能否反悔

编辑同志:我丈夫婚前拥有一栋房屋。婚后,丈夫与我商定在不动产登记证上加上我的名字即赠与我一半。丈夫还给我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其在任何情况下不反悔,放弃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撤销赠与的权利,但一直没有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没有经过公证。

“契约+非要式+任意撤销权”:赠与的理论模式与规范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185条及第186条规定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可以理解为"无偿+诺成+非要式+任意撤销权"模式,以区别于《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上的"无偿+诺成+要式"模式。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模式并非唯一可行的模式,且存在与《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衔接不畅的问题。而"任意撤销权"与合同基本原理的冲突还引发了对"任意撤销权"理解上的争议。本文认为,应将任意撤销的对象解释为"赠与人关于赠与的意思表示"而非赠与合同本身,从而为撤销人之缔约过失责任奠定理论和规范基础;对赠与合同究竟是负担行为还是处分行为问题的争议仅是一个解释视角的问题,仍可解释为负担行为;我国《合同法》

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质疑

我国《合同法》赠与合同的一些规定颇具特色,特别是任意撤销权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为更好体现该制度的价值,笔者对现行规定提出了两点质疑,并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对赠与任意撤销权的质疑——以赠与合同观的历史考察为核心

任意撤销权规则突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在实践上产生了诸多问题。从民法的历史渊源来看,罗马法中并不存在赠与为合同的观念。赠与合同观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托马斯·阿奎纳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进行了发展,后期经院哲学家在托马斯·阿奎纳的自然法原则与罗马法规则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赠与为合同的观念。赠与合同的效力并非源于双方合意,而任意撤销权则是建立在赠与合同效力源于双方合意基础之上,因此,赠与任意撤销权的理论基础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