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他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22条第2款

投保人不兼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为典型利他合同,我国《民法典》第522条第2款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真正利他合同制度。投保人任意解除权所涉权利冲突具备特殊的规范本质及独立的识别标准。为探求权利冲突之正确化解进路须具备“整体”与“局部”两种思维。运用“整体”思维确定权利超越规则、划定诚实信用原则为抽象边界;运用“局部”思维以行使时间、行使方式和行使后果为要素组合出任意解除权体系构筑之最优解;以完善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制度之基础理论,规范司法裁判规则适用之统一性,协调《民法典》新增规范与《保险法》间的制度竞合关系。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限制性约定效力探究

《民法典》第933条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相较于原《合同法》更加完善,区分无偿委托合同和有偿委托合同,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造成的损害赔偿范围作出不同规定,但未对当事人能否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进行限制性约定作出说明。司法实践中在对当事人作出的限制性约定条款的效力进行认定时,不能一概而论,应首先明确当事人可以对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性约定,再区分无偿委托合同与有偿委托合同分别适用不同规则认定约定的效力。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情形的“直接损失”

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时的损害赔偿,《民法典》第933条导入了“直接损失”概念。之所以导入该概念,主要是吸收学说的最新发展成果,对任意解除委托合同情形仅赔偿“直接损失”的司法习惯作出了修正。司法实践中使用“直接损失”概念,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切分:既有用以限制损害赔偿范围的,亦有将直接损失作为当然应予赔偿之损失的,或者是将其作为可得利益计算困难情形的替代计算方式等。在委托人任意解除有偿委托之情形,司法实践中多将受托人报酬视为“可得利益”予以赔偿,多不涉及“直接损失”问题。学理上使用“直接损失”概念时,亦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层面的损失、现有财产的积极减少、徒然支出的费用等不同层面的含义。此等含义在解释《民法典》第933条规定的“直接损失”时,都会面临体系障碍。《民法典》第933条规定的“直接损失”概念,就无偿委托任意解除情形而言,其功能在于限制损害赔偿的范围,指的是与“解除时间不当”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失。就有偿委托任意解除情形而言,“直接损失”的概念并无特别意义,仅仅旨在表明此时的损害赔偿并不限于“直接损失”。《民法典》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损害赔偿的规则,仍有再考之必要。

发包人任意解除权问题研究

发包人是否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以及能否约定任意解除权是建设工程合同领域持续已久的重要话题。从我国的立法体例上看,建设工程合同是独立于承揽合同的有名合同,但其仍属于承揽合同范畴,工程活动的特殊性及其他理由都不足以区分对待发包人与定作人,故发包人应享有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这也是比较法上的主流做法。因此,即便建设工程合同约定发包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也仅是对法定权利的描述,无法否定,亦无需援引意思自治原则。发包人的任意解除权可被当事人的约定排除,但不应承认对任意解除权的默示放弃。

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0条作为解决委托合同纠纷的条款,已经不能应对当下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33条应运而生,对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进行了细化,将解除方的责任按照有偿委托和无偿委托进行不同规定。《民法典》第933条虽然完善了旧法,但是在司法实务适用时仍然存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不明确、约定排除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效力存在争议、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范围认定不一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限制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完善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效力认定规则、明确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范围等方面进行改进。

有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33条规定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无偿委托合同双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权,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得到一致的认可。对于有偿委托合同中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权呢?以及有偿委托合同的适用出现了很多的争议。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不同的观点,导致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同的判决。对于有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主要的争议点主要是有偿委托合同是否在所有的有偿委托合同中都享有任意解除权,在有偿委托合同中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效力的问题,以及有偿委托合同解除之后的损害赔偿的问题。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与违约责任

民法典中有关委托合同任意解除的规定,应吸收司法实践中的合理经验,对本质不同的有偿委托合同予以区别对待。存在特别信赖关系,且未社会化的有偿委托合同与无偿委托合同一样,其中存在真正的任意解除权;双方当事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即可随时解除合同,只有在因故意或过失导致解除时间不当时,才须承担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在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规定终止代理商合同时,有的人民法院补充"继续履行合同不可期待"的要件,将该规定作为"有理由的随时解除权"的规范依据,此系超越法律的续造;代理商合同本应作为独立的典型合同,其中不存在真正任意解除权,而只能基于重大理由即时终止。不动产委托管理合同中的委托人系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业主,其任意解除权的行使须符合法定程序和书面通知的要求。以尽力完成特定工作为标的的委托合同,应类推适用承揽合同任意解除的规定。伴有债权让与的委托回收债权合同属于或类似于保理合同,并无真正任意解除权。所谓"委托也为受托人的利益",一般是指在委托合同的基础上授予代理权或让与债权后,代理人对代理权有利益或受让人对债权有利益,在有因说下应排除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

居间合同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及“跳单”——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号》为例

媒介居间可包含两个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居间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跳单"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但分为可归责与不可归责的两种。利用居间人的独家信息而"跳单"属于可归责的"跳单"。可归责的"跳单",应当以损害赔偿作为代价。对独家委托也可以"跳单"。违反独家委托条款不能认为支付报酬的"条件成就"。

《民法典》中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要件与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787条以现行《合同法》第268条为基础,对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作出了规定。该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定作人利益,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任意解除权应限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类推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在时间要件上,该解除权只能在承揽工作完成之前行使;在主观要件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排除承揽人违约的情形。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符合解除权的行使程序,但在行使效果上,应注意其与法定解除权的区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须承担对价的单方终止,对该条所定的赔偿范围,应采“报酬请求权”解释,即承揽人有权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以及因合同解除而增加的费用,但其因合同解除而节约的成本应予扣除。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的赔偿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410条授予委托合同当事人有任意解除合同之权利,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对赔偿范围未予明确。司法实践中对此分歧较大,一般认为该范围不应包括可得利益。实际上,应视情况不能一概否定可得利益之赔偿,如持续性履行合同,依其特征,可得利益具有阶段性,可得利益应予考虑;再如委托分为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它们解除的法律责任应有所区别。为防止任意解除权的滥用,有必要明确委托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应依案情决定是否包括可得利益,以促使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确保交易安全,平衡彼此间权利义务关系。

论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适用

《民法典》针对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根据有偿、无偿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未就特殊类型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亦未表明当事人放弃解除权的约定是否有效。解释上应区分民事委托与商事委托、无偿委托与有偿委托,就特殊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作出目的性限缩,并分别确认各类委托合同放弃特约的效力。民事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不应受到限制,但商事委托合同不得任意解除,即便是商事无偿委托合同也不得解除。商事委托合同中的放弃特约有效,有偿民事委托放弃特约为有效;无偿民事委托放弃特约无效。

合同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法理分析

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被滥用。定作人任意解除权制度存在立法缺陷,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必须是为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能是权利滥用的借口。因此承揽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要受行使目的正当性、行使时间合理性、承揽合同性质以及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制约。

合同中约定任意解除权条款法律问题探析

本文首先通过定期租赁房屋的案例,提出了合同约定任意解除权的问题。随后在对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含义和性质进行论述的基础上,考察了《合同法》对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态度,并进一步对约定任意解除权条款的效力进行了分析,最终提出了除法律直接规定的任意解除权主体外,其他任何主体均不得通过合同中约定的条款任意解除合同。

论《旅游法》中旅游合同任意解除制度的完善——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

《旅游法》中旅游者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设置明显有将旅游者人身自由等利益保护与旅行社经营利益保护完全对立的嫌疑。这导致立法过度的考虑旅游者的利益而基本忽视了在同一制度下对于旅行社利益的适当照顾，不仅有违公平之原则，同时也在实践中出现了通过对“必要费用”计算方式的设置等实现对法律变相抵制的情况，从而较大程度上导致了立法者目标的落空。基于公平之原则，有必要通过设置取消金制度和引入情事变更之原则以及设置解除合同的提前通知期等对旅游者和旅行社的利益进行适当的平衡。

论房屋租赁合同的任意解除权

目前,我国房屋租赁合同任意解除权存在出租人本位较明显,房屋租赁合同的规定较单一,房屋租赁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规则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未充分考虑房屋租赁合同的特殊性,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提出完善房屋租赁合同任意解除的建议。

利他人寿保险合同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研究

一、引言 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学界把这条规定中的“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称为“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利他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应受限制——《保险法》第15条引发之争议研究

《保险法》第15条规定了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为一人时,投保人可以任意行使此权。但在利他保险合同中行使此权,易引发争议。投保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解除合同,可能严重损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利益,在解除合同之后两者权利义务进行内部解决时亦可能导致投保人要赔偿被保险人巨额信赖利益损失。所以此类合同应限制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来协调两者的权益。

浅议承揽合同定作人之任意解除权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基于自由和效率的价值追求,赋予了承揽合同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但《合同法》对于该权利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关于任意解除权可否预先放弃、承揽合同依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被解除之后,定作人对于承揽人的赔偿范围问题,在实践中常常引发激烈的纷争。为了防止任意解除权被侵害或滥用,有必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平衡并明确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商区分视角下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从《合同法》第410条到《民法典》第933条,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规范更加精细。但该规范还存在精细化不足的缺陷,无法体现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的差异。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对《民法典》第933条及相关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针对有偿委托,在民事委托中,原则上应当否认排除或限制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特约的效力;在商事委托中,原则上则应当承认此类特约的效力。当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在民事委托中应对委托人履行利益赔偿进行适当限制;商事委托中则无需限制。当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当根据是否可以通过采取替代措施继续处理事务进行区分。委托人分别赔偿因解除而增加的费用或因解除而无法继续该事务处理所造成的损失。针对无偿委托,受托人利益规则构成对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限制。但在商事委托中,应更加注重对受托人利益的实质判断。

租赁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探析

罗马法的契约必守原则在整个契约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我国《合同法》第232条规定了不定期租赁合同可以随时解除。为实现该制度与契约必守原则的平衡,有必要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做出一定限制,为避免权利滥用,宜参照德国法,对该权利的行使附加一定的条件;关于解约人的提前通知义务,我国仅规定"合理期限",而日本民法典采用经过申告一定期间后终止合同的模式,从而避免突袭非解约人的生活安宁状态,值得借鉴。最后,关于租赁合同解除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应明确强调"毋害他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