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模型的企业互保联保风险特征研究

本文对企业互保联保贷款的发展脉络、风险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在静态、动态分析框架下构建企业互保联保风险特征指标集,借助网络模型模拟风险传染路径测度担保圈风险,结合敏感性分析总结担保圈风险特征及其与企业规模、杠杆、不相称不对等担保等属性的关系,并从重建授信准入标准、加强担保圈风险的量化管理、优化地方政府风险处置举措等角度提出建议。

理性主义视野中的政府干预与信任修复——以温州市政府化解企业互保融资危机为例

信任修复与否是信任方和失信方理性选择的结果。作为一个外部的情境性因素,政府干预可以改变信任方和失信方在信任修复博弈中的成本收益对比。政府适度的强制和援助有助于信任的修复,然而由于其它情境性因素的干扰以及政府失败的存在,政府有时候也扮演着信任修复破坏者的角色。之于信任修复,政府干预存在一个最优边界。约束政府,提高政府效能,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能够改善政府干预的绩效。本文梳理相关理论成果并以温州市政府化解企业互保融资危机的实践为例,分析政府干预和信任修复的关系。

中小企业互保现象的财务思考——以杭州萧山互保事件为例

2014年,杭州萧山互保经济问题凸现出来,这已不是第一起互保企业沦陷事件。杭州萧山继重庆上市公司互保圈、浙江互保圈之后,相继陷入互保门。文章主要针对企业间互保的利弊作出分析并从财务角度分析企业的会计处理,最后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建议。

不同担保角色下上市企业违约风险评判——以山东省为例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担保形成的外部监督效应能够降低作为担保方或被担保方企业的违约风险,而在山东省民营企业担保圈中,作为互保方的企业却爆发了一连串破产重整事件,那么企业作为不同担保角色与其违约风险有何关联?本文以山东省上市企业为例,借鉴Merton-KMV模型,对不同担保角色下企业的违约风险进行了评判,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企业参与担保会提升违约风险,该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显著;(2)细分担保角色来看,仅作为担保方或者被担保方企业的违约风险不变或降低,而作为互保方企业的违约风险提升明显;(3)企业互保与违约具有地域性差异,与浙江等地相比,山东因互保而违约的企业具有规模大、处于产能过剩行业、存在过度担保倾向的特点,体现了山东以“大象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4)山东等东部省份民营企业参与互保程度高,而中部省份则以国企间互保为主,这种互保的地域分布特征使与国企互保的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违约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