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产品范围

企业内产品范围调整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准实验,考察简政放权影响企业产品范围调整的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简政放权能够促进企业产品范围扩张,且结论稳健。机制检验发现,简政放权主要通过优化企业家活动配置促进企业产品范围扩张,即简政放权后企业家会减少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转而将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进而促进企业产品范围扩张。本文进一步将企业产品范围调整进行更细致地分解以验证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结果发现简政放权不仅带来企业内产品范围调整,还促进了企业内资源优化配置。因此,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消除企业家活动配置扭曲,这是政策应有之意。

服务业外资开放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研究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服务产品作为企业生产过程的中间品而影响单位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作为企业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要素,服务的价格直接影响了与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当企业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增加时,服务产品价格的随之下降,直接作用于下游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种类相关的固定成本,进而产生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效果,且这种积极作用在生产产品差异性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在实证分析上使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条款(管制条款负面清单)①,构建刻画出我国服务行业级别外资开放程度的指标,匹配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本文的核心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水平的深化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出口企业产品范围;并且在引入产品差异性影响后发现,企业所处行业产品差异性越大,服务业外资开放引起的促进作用程度更大。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对服务业开放衡量指标和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指标进行再度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中国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且其推动作用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特征。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产生作用,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范围。此外,结果还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效应会因地区、企业贸易方式以及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产品范围调整

本文基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构建了贸易自由化与多产品企业的分析框架,并使用2000-2006年的海关和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及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内资源配置和产品范围调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使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范围缩小且向生产核心产品集中;组织效率、资本密度及生产率高的企业受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品范围缩小的影响较小;企业专业化于核心产品生产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但适度的相关产品多元化也有益于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因此,企业需要在产品专业化和多元化策略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