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企业信息公开中的多重身份及权责

在企业信息公开中,政府或以行政主体身份担负监管企业信息公开行为、向社会公开部分企业信息之责,或为满足自身存续的物质需求而成为企业信息公开的对象。政府在企业信息公开中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其权责的复杂性。作为企业信息公开监管者和责任者的政府权责的确定,主要以行政法为依据。政府作为企业信息公开对象,依其信息需求差异分别适用民商法或行政法调整。

论激励企业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

本文认为一定的激励制度安排,能够通过对资源的再分配来鼓励企业这个经济人确实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依据需要理论,企业信息公开激励制度应主要围绕着对信息公开企业的利益补偿、交易机会的予与取和法律责任的完善等做出妥当安排。

国有企业信息公开理论剖判——以“国家所有”为逻辑起点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主要以公司信息披露理论为基础,但这一理论思路却忽视了国有企业的基本性质,脱离了国有企业信息公开的既定目标。通过发掘"国家所有"的公共面向和政治维度,析出国有企业的公共性与复合性,在此认知下,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应将政治民主原则和行政公开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并着重解决公共性、复杂性和二元性问题;而实践中则可考虑以国资委"共享"国有企业信息为关键突破点,以优化国资委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为基本方向,推进国有企业信息公开。

企业信息公开背景下公司债权人知情权的保护

资本认缴制的确立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推动了企业信用信息的公开,形成了"企业—公众—政府"三者为一体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信用信息平台的建立确保了债权人知情权的行使,但是债权人知情权还是存在不足。通过公司债权人知情权法定化、完善现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保护债权人的知情权,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企业信息公开法律规定分析

基于对企业信息在维护社会经济有序运行方面重要作用的共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比较重视对企业信息公开行为的法律规制。西方发达国家立法具有法律体系完整、法律规定系统、信息公开要求细致具体、监管机制严格等特点。相对而言,我国现行立法散乱、法律监管不足和法律责任不均衡问题突出,亟须完善。

国际法治视域下的企业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企业为研究视角

国际法治视域下的企业信息公开是指企业信息在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监管下依据双边或多边协议向国际市场公开。考察GME2000、TPP/CPTPP协议以及欧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区际协议关于企业信息公开的条款可知,信息披露的营业地规则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企业对信息公开的需求。我国应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将企业信息公开的条款纳入双边或多边协议当中。该条款应设定企业信息公开的原则、范围、形式与渠道,并重点规范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的公开秩序。国际社会应呼吁并帮助中小企业参与企业信息公开。企业信息公开应适用本地监管原则,国内应配合国际协议出台监管标准。

国家能源局公布修订的《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本刊讯为进一步规范供电企业信息公开相关工作,国家能源局对《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国能监管[2014]149号)进行了修订,近日正式印发。《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自2014年3月印发实施以来,在促进供电企业做好信息公开,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电力用户知情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共交通企业信息公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11号《公共交通企业信息公开规定》已于2022年2月8日经第4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部长李小鹏2022年2月19日第一条为了加强公共交通企业信息公开工作,提升公共交通企业服务水平,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信息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制定本规定。

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为了提高供电企业工作透明度,充分发挥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切实保障广大电力用户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电力监管条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和《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制定本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市管企业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京国资发[2019]23号各市管企业:《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市管企业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已经市国资委2019年第16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试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足及完善——以中海油漏油事件为思考点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乃至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但是就我国现阶段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许多法律条文没有被严格执行。从近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到"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再到最近的"哈药事件",无不反映出企业企图控制环境信息的不良现状。企业遇到环境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承担义务或责任,而普遍想到的是如何隐瞒和逃避责任。这次中海油漏油事件再次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本文一方面从论述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作为环境责任而必须予以贯彻的必要性出发,分析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不足,并简要提出了完善的路径。

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国有企业政治治理中的信息公开

国有企业本身"亦公亦私"的属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信息公开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问题,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约束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治理色彩的问题。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具有主体复合性、内容多样性、制度结构二元性等特征,既体现了优化政治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人民知情权的题中之义。与之相应,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存在着诸如主体分类依据不足、信息公开界限模糊等理论短板,同时在制度层面也展现出规定过于粗疏、监督不够完善等弊病,导致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实践过程中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不足,相关工作推进缓慢。作为应对,一是应当通过界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建立分类指引机制等方式实现理论和制度上的优化;二是宜增强制度执行的力度,包括强化国资委监管职能、加强与反腐败工作联系两个方面;三是可以尝试将司法诉讼作为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的校正机制。

中海油漏油事件折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之殇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乃至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但是就我国现阶段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许多法律条文没有被严格执行。企业遇到环境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承担义务或责任,而普遍想到的是如何隐瞒和逃避责任,这是环境法治建设的悲哀之处。这次中海油漏油事件再次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我国企业信息公开法定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企业信息公开民事救济手段稀薄且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信息公开民事救济效能的发挥,应进一步完善。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立法实际,宜建构法定民事责任制度,主要依据行为人主观过错和行为不同,将企业违法公开信息行为划分为公开瑕疵信息、公开缺陷信息和欺诈公开信息三种情形,并据此分别设置撤销交易并返还对价、赔偿损失和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三种责任形式。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治路径建构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环境治理重要的预防性手段。一方面,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有效缓解执法权限分散、无效管理、企业与政府共谋等监管失灵难题。另一方面,督促企业践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由法律规范、伦理规范、自我约束机制等多层次制度构成的社会责任。从现有规范体系来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存在制度漏洞:在公开主体上,公开主体有限,强制公开主体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不明确;在公开事项上,规范内容不统一,商业秘密认定困难;在效果确保上,手段过于单一,偏向管理性和惩戒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环境公开制度的完善应立足于企业运营成本和生态环保之间的平衡,适度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通过构建奖惩并举的责任机制,调动企业主动公开的积极性。完善和引入有奖举报、信息监察员等制度拓宽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环境治理的新格局。

《山东省企业环境报告书指南》对中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促进作用

由于国内缺乏相应技术规范和指南的指导,国内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形式较乱且数量较少,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企业节能减排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企业环境报告书是企业向社会及公众公开其环境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山东省企业环境报告书指南》的编制及成功发布为山东省建立企业环境报告制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指导,其也将对中国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奠定重要基础。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进展与问题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进展与成效,并分析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在政策、机制、标准和平台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逐步规范统一相关法律法规中基本概念、明确重要范围,推动现有法律法规中关键条款落实与系统发力;建立规范统一的企业污染排放台账制度;建立数据校核机制和配套奖惩机制,全面改善提升公开的数据质量等。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激励经济学研究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意愿以及真实性成为了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激励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过程中面临着的外部性内化、公众的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提出了政府主导,企业完善,多元参与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两类企业公开信息及其交互作用对消费者品牌关系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当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公开信息和反映企业能力的公开信息同时出现时,两种信息会以怎样的交互模式、通过怎样的机制共同影响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强度。以快餐行业公司为对象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当控制已有关系强度后,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公开信息会对消费者—品牌关系强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反映企业能力的公开信息对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评价以及与消费者—品牌的关系强度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两种企业公开信息对消费者—品牌关系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交互形式与公平启发理论的预测相符。此外,品牌信任和品牌情感在企业公开信息对关系强度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美国EPCRA法案对我国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启示

本文围绕美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法案——EPCRA法案和在该法案要求下建立的、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核心制度——有毒污染物释放清单制度(TRI),分析总结了发达国家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理念、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技术支持、信息平台等方面的经验,并将其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制度《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进行了对比分析,识别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基础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不足,且结合我国下一阶段推动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工作需求、推动排污许可改革等工作任务,就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