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基础,旨在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有效的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且在替换解释变量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阶段,其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和金融资源错配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了在数字金融背景下,如何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相关建议。

数字金融能否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基于公司治理水平和分析师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会对企业的信用风险行为产生深刻影响。通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载体,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能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以及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第二,证明了内外部因素对数字金融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调节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分析师关注度均会在数字金融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第三,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第四,加入数字金融这一情境要素后发现,数字金融亦能有效调节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降低企业绩效这一现象。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数字金融背景下,如何避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发展至金融风险的相关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实现宏观调控的关键手段,也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大规模全行业推广,引领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文以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2018年作为冲击时间点,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与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明显。渠道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融资约束与“短贷长投”的调节作用。基于此,针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留抵退税政策后续完善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基于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企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经过筛选后,本文选取了2013~2022年77家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企债务违约风险影响,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房企债务违约风险,特别是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发生债务违约风险概率越大,而提高企业的速动比率可以有效降低违约风险。此外,通过股权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最后,本文分别从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经营者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建议。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影响股票流动性吗?

近年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及其经济后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对股票流动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利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法缓解内生性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对股票流动性的负向影响要弱于非国有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违约风险对股票流动性的负向影响更大。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会通过抑制投资者的融资行为,对股票流动性产生负向影响。

贷款利率市场化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

以中国人民银行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下限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贷款利率市场化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研究发现:贷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不明显,但下限的放开却能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并且这种作用一部分是通过遏制“短贷长投”的渠道实现的;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下限放开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在规模小以及研发投入高的企业中更明显。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与货币政策立场——微观财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

文章基于2004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数据,构建汇总层面的利息偿付倍数、现金持有水平以及会计盈余作为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对国家货币政策调控立场的预测价值。研究发现:(1)汇总层面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越高,政府未来越倾向于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表现为未来信贷投放规模的增长和借贷利率的下降;(2)分析师宏观预测以及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也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汇总层面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研究表明,汇总层面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能够反映实体经济的资金供求状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立场发挥一定的预测价值,有助于监管当局提高对宏观经济的监测和预警能力。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高管能力与审计收费

本文以我国2013-2017年间在深交所A 股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针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高管能力和审计收费三者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就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对高管能力和审计收费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表明:高管能力与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能够显著削弱高管能力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为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财务风险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以及金融去杠杆政策的实施等诸多因素,致使企业流动性压力倍增,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也愈演愈烈。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地方政府债务及企业债务违约的相关文献,重点阐述两者各自的成因分析、风险评估及对应策略,以期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及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研究提供文献基础,同时提出为减少和防范地方政府及企业面临的重大债务风险,未来的研究视角应聚焦于二者之间的风险传染机理及具体可实行的政策措施上。

数字化转型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中国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关键机制;考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周期,相较于发酵期和去杠杆期,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处于债务危机早期和强化期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相较于非困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劳动保护、社保压力与企业违约风险——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的政策冲击所造成的准自然实验情境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对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保护加强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违约风险显著提升了约1.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劳动保护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渠道,发现劳动保护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性负债水平,并最终提高了违约风险。此外,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较高、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和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劳动保护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劳动保护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评价《社会保险法》的政策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本研究可为"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制定政策减免企业社保支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