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数字贸易规则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0—2014年TAPED数据库中国缔结的RTA数字贸易规则数据、WIOD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签署RTA数字贸易规则能够稳健且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相比于贸易对象数字化规则,签署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引致的攀升效应更大。这种攀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专业化水平三条渠道实现。数字贸易规则水平广度越广、垂直深度越深,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且该影响在处于数字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尤为明显。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时,需要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合作、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相关货物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规则,以保证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核心利益。本文为中国今后如何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更好帮助本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外资进入能否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基于OECD跨国企业活动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基于OECD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运用区分内外资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构建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指标,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FDI总体上抑制了中国企业进出口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其中企业吸收能力呈现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呈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FDI促进了内资企业出口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外资企业进口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升级,对一般贸易和西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抑制作用较显著,非港澳台地区外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负向影响较强。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如何影响工资水平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2016)以及2004年~2012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沿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位置的上升或下降,所引起的工资收入效应,并深入验证全要素生产率在该过程当中扮演的中介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GVC的上游度(绝对和相对)增加对其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并未受到模型内生性问题干扰。在这个作用过程当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此外,报告期内制造业企业的上游度指数整体上呈现明显倒"Z"型变化,2008年是转折点。其中,国有企业上游度的增加幅度最大,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变化趋势几乎完全一致。从行业上看,制造业所有部门的上游度都明显增加,从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区企业所处的GVC位置波动明显。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抵抗贸易保护主义、预防现有价值链断裂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GVC位置攀升能否提高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能力——基于出口汇率弹性的视角

在拓展BMM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细分投入产出表、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在GVC中的嵌入位置,实证检验了企业GVC位置攀升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GVC位置攀升会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垄断度,从而增大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减小出口量的汇率弹性,且这些影响在长期内更加显著;在人民币贬值期,相对于下游企业的“随波逐流”,上游企业更倾向于“逆流而上”,通过提高其离岸出口价格稳定出口量,这一现象在汇率波动剧烈期和非外资企业中尤为明显。通过将企业GVC位置变动进行产业间和产业内分解,本文进一步发现中国企业提高汇率波动的应对能力主要依靠产业升级效应,而非产品结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