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劳动力市场厚度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可获得性不仅会影响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对我国全球制造价值链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厚度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面板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厚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企业资金成本密集度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过多资本存量会抑制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技术外溢、地区就业规模均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正向影响。通过中介模型检验显示空间投入可得性和服务可得性通过减少外部劳动力市场空间,提升本地劳动力可得性进而提高企业国内出口附加值率。最后,本文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提出提升劳动力市场厚度质量、吸引劳动力就业等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进出口关税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这一数据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出口贸易中实际参与程度,以及中国企业出口的实际竞争力。因此,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有显著正影响;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效应与地区最低工资水平相关,即在最低工资标准越高的地区,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作用越大。因此,为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应在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合理运用和不断完善国内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最低工资增强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吗?——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手工查找的2000-2006年的全国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研究中国加入WTO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以及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不论是最低工资还是企业异质性,都会影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最低工资标准会促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用,在进行多个角度的稳健性检验后,我们发现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结论表明:在最低工资标准越高的地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国内附加值率下降的程度越高。此外,对于国内供给丰裕且竞争较激烈的原材料及中间品的进口,中国应适当加以限制,以减缓参与世界贸易带来的替代效应的冲击。

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该曲线会受到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较强的吸收能力使曲线形态更加陡峭、拐点右移、整体水平上移;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外溢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也会增加进口中间品比例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降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对进口数字中间品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所在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从高收入国家(地区)进口的企业的倒U型关系不显著。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重视数字产品进口、企业吸收能力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数字产品进口技术外溢引致的创新效应,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市场可达性、中间品替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建设高效充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于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视角,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加剧了国内中间品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边际作用效果,随着企业上游度、中间品单位价值重量、市场势力等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动态分解显示,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贸易方式的转变,吸引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入,进而驱动城市层面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攀升。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企业中间品投入的“国产化”替代,可以有效降低对国际要素市场的依赖,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采用2001—2015年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研究同时显示,产业智能化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负面影响,且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最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不利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培育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企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举措。

人力资本何以成为红利? ——来自企业出口价值攀升视角的证据

推进国际贸易发展动能由传统比较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对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攀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强化城市集聚效应等机制提高企业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进而推进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取决于企业贸易类型、所在地区、所在城市及企业所有制类型等方面.II型以上大城市在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中显著受益于人力资本外部性,而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在大型城市极化效应作用下,并未在人力资本外部性中获得明显出口附加值攀升优势.

人才引进能否破局价值链低端锁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的研究

文章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出台构造准自然实验,探讨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配置渠道,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异质性分析表明:(1)在东部地区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地区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效果更明显;(2)人才引进政策无法提升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3)人才引进政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将产生“虹吸效应”,加速人才向政策实施地流入,对周边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影响。

城市环境立法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的实证研究

城市环境立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制保障,也会因强化的环境规制而对企业贸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以城市环境立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城市环境立法在样本期内虽然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随着立法时间效应累积,“波特效应”会逐渐增强,城市环境立法的负向影响会被不断减弱。②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环境立法对较低创新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加工贸易型企业以及“两控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③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环境立法引致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会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数量下降,进而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此外,城市环境立法又会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会倒逼企业创新继而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得以提升。但负向的“中间品替代效应”大于正向的“成本加成效应”,从而使得城市环境立法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断健全地方环境法律法规,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绿色生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理论和中国证据

本文将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筑服务业开放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会强化这一作用。机制检验证实,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下降和企业成本加成率上升是服务业开放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重要渠道。此外,从贸易方式变动视角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企业在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加工贸易和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一般贸易间转换带动了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增长。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融资约束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背景下,以2007年《物权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物权法》出台会缓解融资约束,显著提高企业DVAR,尤其是东部地区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成本加成率和进口中间品相对价格是《物权法》出台影响企业DVAR的主要作用机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上述基本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物权法》出台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丰富了相关文献,而且为政府通过完善法治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国内大市场、人工智能应用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文章利用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公布的中国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机制以及国内大市场对人工智能影响效果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企业国内中间品种类进而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且国内大市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提升效应。该结果在更换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测度指标、考虑样本极端值、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比较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不仅加强了人工智能自身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果,而且使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以及国内大市场对其影响效果的强化作用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结论对于进一步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进而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攀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空间动力来源——基于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综合视角

在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动能由传统比较优势向空间集聚优势转变,对于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识别和测度城市空间集聚优势,并探讨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识别中国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空间动力来源。研究发现:(1)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空间外部性可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提高国内中间品效率和增加国内中间品种类等机制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2)该结果在考虑样本极端值、更换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测度指标以及控制各类空间外部性变量内生性后依然成立;(3)市场潜力扩大有助于强化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服务空间共享效应、制造业中间品空间共享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但其弱化了空间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效果;(4)各类空间集聚优势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贸易类型及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本文结果对于各地区充分识别并发挥空间集聚优势以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进而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土地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土地市场网277个地级市土地市场交易数据测算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指标,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而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视角探讨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推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存在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倾向,这种反向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弱化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加剧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等机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进一步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效应;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型、所在地区及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上述结论表明,进一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当前阶段保持制造业快速增长、推进出口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的重要途径。

高铁开通能否助力中国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以此反映企业出口价值攀升能力,并基于2003—2013年城市面板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该结果在进一步考虑极端值、控制内生性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和中间品市场便利性以及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提高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增加企业国内中间品种类等机制提高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结论对于中国依托高铁建设提升和稳固国内大市场优势,进而提升制造业出口贸易利得、推进企业出口价值攀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