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操纵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选取2008~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杠杆操纵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杠杆操纵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资,且杠杆操纵通过提升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来抑制创新投资。尽管杠杆操纵在短期内有助于企业获得信贷资金,但企业并未将其用于创新活动,且长期来看,杠杆操纵会阻碍企业获取信贷资金。进一步地,在非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以及行业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杠杆操纵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拓展性检验发现,企业会将杠杆操纵获得的信贷资金投向固定资产。

供应链金融对零售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探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零售上市企业营收榜”的前100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供应链金融对零售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将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以解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供应链金融发展对零售企业创新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且这一发现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固;第二,从作用机制分析来看,供应链金融通过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显著提升零售企业创新水平;第三,从异质性视角来看,供应链金融对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零售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最后,本文围绕研究内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对零售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作为切入点,并将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2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零售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在推动零售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深入剖析作用机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减轻了试点零售企业的融资压力,进而为其创新绩效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与国有零售企业相比,非国有零售企业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推动下,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引导企业“脱虚向实”,创新升级已然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探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认为,适当投资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过度的金融化会抑制企业创新。该结论在经过更换模型、倾向得分匹配两个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调节效应显示,高管金融背景能够弱化两者间的倒U关系,而环境不确定性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为探究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对为企业创新配置金融资产,提供稳定现金流环境,合理进行金融投资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创新意愿能否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以沈阳市先进制造企业为例

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创新。以沈阳市925家先进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创新源头(创新意愿)、中介作用(创新动力)、行为结果(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动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对创新动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动力在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创新环境三个角度分别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链条的源头是创新意愿;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更灵活,国有企业的创新调节效应更显著;中小型企业的生存是第一位,不适合进行大规模创新活动;良好的创新环境对高水平创新能力的企业具有加持作用。

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金融机构并购冲击下的证据

本文借助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的合并事件,研究金融资源整合背景下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机构的合并将导致企业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具体而言: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合并之后,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企业因共同机构投资者联结到更多同行业其他公司,加强了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促进了知识溢出,并推动了企业间合作创新,有效降低了创新风险,提高了创新产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更好地促进技术要求更高的发明创新数量增加。本文的研究为金融机构改革以及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证据,并从共同机构所有权角度探寻了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有利于拓展相关研究,为监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高铁开通、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以风险投资持股创业板公司为例

本文以2009—2019年风险投资持股创业板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别检验高铁开通与风险投资网络对风投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研究风险投资网络对高铁开通影响风投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提高风投企业的创新能力;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风险投资机构能更大程度地提高风投企业的创新能力;高铁开通能显著提高网络边缘风投机构投资的企业创新能力。本文旨在为政府部门在引导风险投资的空间布局和社会网络建立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并为风险投资企业和风投机构如何有效利用高铁开通和社会网络所带来的资源提供参考。

企业创新投入对债务税盾影响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债务税盾的作用及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好地掌握研究的方向与进程。选择国泰安资料库,以2018~2022年我国13,477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为对象,实证研究企业创新投入对债务税盾的影响,采用STATA18及EXCEL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企业创新投入与债务税盾之间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提高加计扣除比例,可以提高企业在税前扣除额,减轻企业所得税,从而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应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创新、强化协同创新、推动全球创新资源共享和优化,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识别——基于扎根理论编码的探索性研究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目前许多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失败,不仅影响了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的发挥,而且还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学界关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研究较少的现状,遵循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步骤,对中国10家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研发部长、事业部首席执行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合有关公开披露信息、新闻报道、期刊文献等二手资料收集,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模型,包括4个主范畴以及对应的10个子范畴。结果发现:吸收能力(获取与消化外部知识、转化与应用外部知识、研发投入)、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关系嵌入、网络中心性)和环境冗余度(基础设施支撑性、配套商可得性、人才支撑、政策支持)这4个主范畴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对系统影响的作用方式和路径不同,其中吸收能力是内驱因素,组织间信任是微观情境因素,网络嵌入性是中观情境因素,环境冗余度是宏观情境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分别得出对政府和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在提高环境冗余度、营造信任文化环境、搭建信息资源共享战略平台和充分重视外部知识对现有知识的有用性、坚持创新生态系统思维等方面的启示。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正在引发知识扩散方式和企业创新模式的深刻变革。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专利数量和被引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看,数字经济促进了企业创新;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差异明显,对高技术制造业及技术型服务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低技术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弱甚至有负向影响。数字经济影响创新过程中,企业创新积累发挥重要作用,较之高积累和低积累企业,数字经济对中等创新积累企业创新增长的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是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重要机制,并且流向竞争对手的知识溢出同样有利于企业创新,但其溢出份额对创新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面临下行压力,而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红利,促进其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

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技术—组织—创新”范式的分析

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球创新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塑造多元互动和整体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增强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传统技术经济范式中引入数字要素和平台理念,构建“技术—组织—创新”理论框架,分析数字化转型促进组织平台化变革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4—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并且对数字化水平更高和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效果更显著;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组织的平台化变革,基于数字平台形成创新生态系统进而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数字化对企业平台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互联互通实现,这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维度。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创新基础设施作用,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链:作用机理及经济后果

本文将企业创新链分为投入端、产出端和收益端,以2010—2022年新三板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PSM-DID模型研究风险投资(VC)驱动企业创新链的作用机理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VC介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链各端发展。机制分析发现,VC通过在企业创新链投入端的引智功能促进其产出端的提升,进而推动其收益端的增长;VC的引资功能则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VC引资能够促进其产出端和收益端增长,而在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存在渠道阻塞。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VC介入与企业创新链发展中呈现调节效应。经济后果的分析表明,VC通过驱动企业创新链的发展,推动企业实现“登陆新三板—上市至北京证券交易所—转板至沪深交易所”的发展路径。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企业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

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科技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如何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则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文本计量方法测算上市公司的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定量分析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同行的“双碳”政策感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专利申请量和专利获取量;该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渠道是“双碳”政策感知在行业与企业间的传递;外部环境、企业性质和行业特征是该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本文研究结果验证了凝聚绿色低碳转型的行业共识,可以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并指出激励政策和给予特殊行业补贴的策略至关重要。

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指标体系、量表开发与态势分析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等不断涌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又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企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对掌握全球前沿科技领域创新发展态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武汉大学(武汉)数据智能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研制并首次发布“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Glob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dex,GEII 2023),报告基于客观数据和量化方法,系统刻画了当今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发展格局。报告共分为指标篇、总体篇、行业篇3个篇章,受版面限制,本刊以特稿方式刊发该报告指标篇、总体篇,以为相关研究及决策咨询提供参考。

激励差异、行权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医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证据

医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研发经费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率高、周期长的特点,医药企业如何开展创新激励成为提高其创新绩效的关键问题。使用2009—2022年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检验,并从激励契约条款的微观视角,就股权激励差异、行权有效期、行权业绩考核条件等激励契约条款的设计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适当扩大股权激励差异有利于调动企业成员的竞争积极性,增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激励契约条款中,行权有效期设置越长,越能够对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形成持续性激励和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权业绩考核设置越严格,管理层盈余管理和规避风险的动机越强,进而抑制企业创新。

数字化转型、社会资本和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如何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层级创新跃升推动产业升级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将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文本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研究并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具体影响机制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更多社会资本存量(地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在社会资本3个子维度中,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最强,地区社会资本次之,个人社会资本最弱;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在国企和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更突出。

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调节效应

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是实施制造强国的重点任务,深度探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创新效率问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基于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考察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我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U型影响效应,主要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减少企业内部融资两个途径提升制造企业创新效率。通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智能制造前期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或实施策略性创新的企业中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U型影响关系较显著。为此,企业应系统应对智能制造应用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企业创新驱动的作用效应,充分发挥服务化转型对推动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根据自身规模和创新方式等选择适宜的智能制造推进路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协调、支持作用。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数字金融能否改善企业创新效率?

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是积极稳妥发展数字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重要落脚点。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理解企业创新效率,结合数字金融的金融属性与科技属性,阐释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数字金融百度新闻指数与三阶段链式网络DEA模型测算的企业创新效率数据,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意转化、知识凝结和成果实现三阶段创新效率提升,这主要是源于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降低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金融基础积累充足、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与高新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相关研究结论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来自金融资产配置视角的再审视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可为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企业作为微观创新主体,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以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融资约束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金融化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驱动机制,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打造数字驱动创新生态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