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改革、政府权力下放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

分类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何通过分类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活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以《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这一政策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以政府权力下放为主要特征的分类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分类改革从总体上促进了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相比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施对竞争类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积极影响更强,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发现,从创新意愿维度看,分类改革实施通过强化股权治理以及高层治理等方式有效促进了竞争类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从创新资源维度看,分类改革实施并未在短期内有效促使特定功能类和竞争类国有企业在政策性负担减轻方面产生明显差异,但从长期来看,竞争类国有企业税收负担显著减轻,并带来其创新资源投入的有效增加。(3)异质性研究发现,分类改革对两类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差异的作用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或市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更显著,从而进一步论证了政府放权意愿对分类改革成效具有的重要影响。

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我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创新体系,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在此背景下,全国中小企业纷纷迈出了改革创新的步伐,改变了原有的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加大了科技创新投入,力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背景下逆流而上,寻求新的突破,实现新的发展。企业创新投入的强度离不开企业高管的决策,同时,高管薪酬又决定了决策的质量和满意度,因此,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合理的高管薪酬制度对企业创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夫妻共同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婚姻契约的视角

夫妻组合作为中国家族企业中最为常见的治理模式之一,其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正日益突显。本文以2008—2016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夫妻共同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制约机制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相较于其他家族治理模式,夫妻共同持股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且该结果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匹配得分法、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家族系统的夫妻差异,比如教育水平与婚前嵌入的儒家文化差异激发了夫妻间的关系冲突,将显著弱化夫妻共同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企业系统的经营困境,比如当前组织下滑与预期盈利压力激发了夫妻间的同心效应,有助于强化夫妻共同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夫妻共同持股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关键在于长期导向的传导效应。本文基于婚姻契约的独特性验证了夫妻组合模式的创新激励效应,为深入理解家族企业的创新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女性董事、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作为发展核心动力,企业是创新关键。近年来,女性董事角色备受关注,其对企业经营决策及创新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以2021~2023年上海、深圳A股公司为对象,探究女性董事会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发现女性董事对创新投入有正面影响,且随风险承担提高,其正面效应增强。建议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营造创新氛围,促进员工创新,改善企业状况。

高新区所在城市房价对高新区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8个设立高新区城市的房价水平和高新区企业的创新投入数据以及另外的4个控制变量,对高新区所在城市房价水平对高新区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水平对高新区企业创新投入没有显著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人才数量、对外贸易水平以及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财政透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

财政透明是财政公平与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2013-2020年地级市层面财政透明度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企业经营数据,考察了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对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是,金融市场化程度在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政策层面应该加强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和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着力打造“阳光政府”,加强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引领作用,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周期与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顺势而为”还是“逆流而上”?

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下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同群效应现象。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决策存在行业层面的同群效应;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下,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呈逆经济周期变化,即相比经济上行时期,当经济处于下行时期,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更加显著。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替换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结论。进一步地,基于双元创新模式和行业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进行探索式创新及处于高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其创新投入同群效应及其逆经济周期变化更加显著。从经济后果上看,创新投入决策的同群效应及其逆经济周期性变化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高管激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都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增强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却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激励契约组合具有一定整合作用,其中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呈互补关系,晋升激励与股权激励呈互替关系。此外,相对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加显著的调节效应。

并购商誉是否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并购商誉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从股权融资成本这一角度,分析并购商誉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商誉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购商誉通过股权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来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并购商誉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较强的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因此,企业应理性并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外部审计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调节视角

创新是引领国家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创新投入影响因素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重点研究话题。企业外部审计质量的提升,可优化其信息披露质量,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及代理成本,具有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投入的理论基础。文章从外部审计质量的角度出发,以中国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索企业外部审计质量与创新投入的关系。文章发现,企业外部审计质量与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内部控制会抑制外部审计质量和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大。

相对资源水平对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

引入网络结构熵,使用Matlab软件编程计算连锁董事网络企业节点结构嵌入性,以此度量连锁董事网络,并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样本,探讨相对资源水平对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相对资源水平提升,契合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这一情境的理论基础逐渐从资源依赖理论转变为代理理论,企业资源利用率下降、代理成本上升,导致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增强。通过相对资源水平将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整合至同一研究框架,对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描述,并为企业有针对性地选择连锁董事关系合作伙伴提供参考。

家族企业组合创业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组合创业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有着各种复杂关系,创新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组合创业战略选择对于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以及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的优劣,组合创业对企业创新投入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本研究以340个已经进入二代传承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5—2020年数据,考察二代继承人的学历在企业组合创业中的可能的调节作用。

连锁股东与企业创新投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同时投资两家以上的企业,形成连锁股东,并产生了协同效应和竞争合谋效应。本文以研发活动为视角,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连锁股东能够通过影响董事席位和高管席位增加公司投资决策的能力,形成连锁股东网络,促进投资组合内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提升风险承担能力,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意愿。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机构型连锁股东、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连锁股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非机构型连锁股东、高新技术认定企业则不具有显著影响;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形成的连锁股东网络均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但控股连锁股东的作用力度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连锁股东能够显著提高创新绩效。本文拓宽了激发企业创新意愿方面的研究视野,也为监管机构正确认识、合理引导和分类监管连锁股东网络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方面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动态创新决策提出极大挑战。本文利用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以及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调整幅度;(2)高管风险感知反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3)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小。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则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的研究视阈,深化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背景下企业创新投入调整行为的理解。

客户关系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商业信用融资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客户关系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随着客户集中度的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也会增加;商业信用融资在客户集中度与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中表现出显著地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其他企业,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调节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客户集中度、商业信用等相关文献,同时也为企业通过创新投入增加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一条可实现路径。

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为探究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以及融资效率的中介作用,选取我国2016—2020年新三板上市企业相关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遮掩效应法,利用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融资效率下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如下: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会计稳健性对融资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融资效率在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企业投资者及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监管信息公开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监管信息公开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证监会派出机构公开的监管信息越多,其辖区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越高;②前述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时期显著更大;③强化监管透明度进而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并促进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是监管信息公开提升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具体机制;同时,派出机构更多的监管信息公开显著改善了辖区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以2013~2018年的A股上司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这种关系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 股权制衡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越高,企业创新投入越多;2) 在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其实证结果与全样本结果一致,即股权制衡度越高,企业创新投入越多。

财政资金配置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本文研究财政资金配置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以政府采购支出为切入点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认为:引入市场定价机制的财政资金配置能够引导中小企业稳定预期,克服资源瓶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这种效应主要出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低、财政收入低、政府科技支出低、行业竞争大且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以及风险承担低或交易费用高的中小企业。研究结论为推进财政资金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激发其市场活力提供了证据支持,同时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高管薪酬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机理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了高管薪酬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可以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指导意见,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策略,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了探究高薪影视响应企业新投入的机制,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管货币性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以及高管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假设,并设计了实证研究来验证假设,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探究高管货币性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货币性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