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企业加成率与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企业加成率间接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数字经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即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产业集聚、企业加成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样本的分析

利用2007—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加成率作为中介变量深入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显著推升了GTFP,而多样化集聚显著抑制了GTFP;衡量市场竞争度的企业加成率在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GTFP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为正;企业加成率与GTFP负相关,表明市场竞争有利于GTFP提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以企业加成率作为门限变量时,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GTFP的影响分别存在双重门限和单一门限;在中西部地区,多样化集聚不利于GTFP提升、从而需要大力发展专业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则相反。

“节能减排”政策、出口产品范围调整与企业加成率

基于匹配的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中国海关企业及《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的企业-产品数据,从宏观-微观视角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因果关系识别及渠道检验,结果发现“节能减排”政策对企业加成率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同时控制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后仍然成立。在考虑了企业所在区域、企业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特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运用双重差分等多种计量方法进行渠道检验的实证结果显示:“节能减排”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负向影响是通过引致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这一传导渠道来实现的。“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多产品出口企业向清洁型产品倾斜,并通过新增产品引起的固定成本上升和清洁要素需求上升引致投入价格上涨的双重叠加效应,降低企业加成率。

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与企业加成率——基于动态竞争视角的微观研究

在动态竞争框架内分析企业加成率对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固定效应分析,实证研究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与企业加成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总体上制度环境与企业加成率成倒“U”型关系,分组回归依旧稳健,但非资源类行业、中轻度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加成率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更敏感。对中介效应模型的总体回归和分样本检验,均表明技术创新在制度环境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中作为部分中介效果显著,但在资源类行业、重污染行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中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比更大。故我国应加快缩小不同地区和行业间制度环境差距,继续深化科技体系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出口服务化水平对企业加成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出口企业为例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出口行业总体服务化水平、投入服务化水平以及产出服务化水平,并使用DLW法测度企业加成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业出口服务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且发展态势不佳;从投入上看,我国服务化先锋行业有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转变的趋势;从产出上看,所有行业在2000年—2014年间服务化水平均有下降趋势,但传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高;从企业加成率看,我国制造业主要出口行业企业加成率不高,仅有个别行业表现突出。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学回归方法分析了出口服务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产出服务化、企业内部治理情况的增强对企业加成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制造业服务化如何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基于企业加成率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企业加成率的测算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加成率呈倒U型关系,中国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总体上还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对企业加成率主要表现为正向效应;在改变估计方法、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剔除关键变量极端值后进行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成本降低是制造业服务化提高企业加成率的中介渠道。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加成率——基于中国入世的准自然实验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近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加成能力,该结论在使用不同方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用三重差分法估计及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均显著成立。研究还发现,在企业出口环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弱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边际成本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加成率提升;而在进口环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则主要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进而降低边际成本这一渠道提升企业加成率。研究结论对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重新解读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变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维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理论研究。

企业加成率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视角

在疫情影响下,为实现对外贸易"稳中提质"的目标,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地位和价值提升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在出口企业加成率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完善对企业加成率影响进行研究,并在企业层面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拥有较高生产率、产品质量较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加成率,且企业生产率越高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越大;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会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提高加成率对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的影响更大;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并出口到更多目的地市场。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由出口规模导向到高质量发展,继续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

企业加成率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企业加成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企业加成率对其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加成率的提高,企业的DVAR也会相应提高。而进一步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比较分析显示:加成率的提高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非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企业、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加成率的提高只会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DVAR的增加,并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DVAR产生显著影响。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如何运用新技术来破解传统制造业出口所面临的“低加成率陷阱”,是促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结合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与世界工业机器人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探索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以及内在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在调整样本选择性偏误、处理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型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出口产品价格、降低劳动力成本来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提升了大部分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尤其是对处于高老化程度区域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企业、非国有出口企业及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提升幅度更大。因此,积极推动工业机器人的普及与应用,降低工业机器人应用成本,并针对不同产业与所有制企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政策,对提升中国制造出口转型升级、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数字化转型一定能提升企业加成率吗?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之中,通过一般均衡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①数字化转型在低于特定门槛值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但超过该特定门槛值时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②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出口企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和作用空间更大;③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两个关键微观机制,对企业加成率产生影响。因此,在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推动企业数字转型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领域的选择和安排,以及避免可能出现的“过犹不及”问题。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劳动保障强化对企业加成率分布优化研究

基于差异化产品竞争模型,将劳动保障法律附加成本嵌入企业生产决策、进入退出决策以及市场竞争决策框架,文章考察在区县—行业市场单元中,劳动法律保护强化通过门槛筛选和直接抵减机制对企业成本加成率分布的改善。本文创新性地选择爬虫获得的司法判例文书数量作为衡量指标,结合工业企业、地区经济、微观调查等数据进行多维度机制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劳动法律保护强化为企业带来劳动雇佣法律附加成本,一方面通过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对成本加成率产生直接抵减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市场门槛,淘汰落后的低效率企业,导致总体上呈现“中值左移”“左截尾点右移”“整体集中”的企业成本加成率优化分布形态。

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式创新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

本文将劳动力成本纳入扩展的Melitz-Ottaviano模型中,论证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平均工资提高会引起当期企业加成率下降;(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西部企业的影响较大;(3)企业跨越一定门槛效应后,可以通过"工艺创新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实现加成率动态提升;(4)行业技术水平和省份制度因素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人力资本匹配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在拓展M-O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和匹配质量对企业加成率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城市人力资本发展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低质量耦合锁定趋势;“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度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系统协调度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中间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耦合度产生的加成率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渠道”,而协调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随着城市人力资本匹配质量提高,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和研发创新协调投入会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匹配与行业技能密集度相协调、与行业技术水平相匹配、与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相结合、与企业自主升级行为区间互补,能让企业破除人力资本低质量耦合锁定而提高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发挥人力资本质量外溢和技术进步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次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其影响程度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倒U形"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在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品质量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最后,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加成率的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的贡献较小;另外,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加成率增长的贡献超过50%,而且它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加成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丰富了贸易自由化与加成率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于客观评估中国加入WTO的微观成效和推进贸易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人口集聚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人口集聚纳入扩展的M-O模型中,论证了人口集聚视角下出口企业加成率动态变化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集聚会导致出口企业加成率下降。(2)分子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更大。(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人口集聚会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和“出口拥堵效应”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当“出口拥堵效应”大于“集聚经济效应”会产生负向加成率效应。(4)在城市一行业层面,人口集聚存在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降低行业加成率,其中负向“企业内效应”和“进入效应”是导致出口市场拥堵和出口企业绩效恶化的主要原因。(5)“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分位数回归、替代变量回归等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稳健性。本文对当前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提升外贸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企业成本加成率是以成本为基础衡量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的政策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企业成本加成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作用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即营改增税制改革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与国有、大规模和成熟企业相比,非国有、小规模和年轻企业的营改增税制改革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规范税收征管行为,促使不同性质企业及时把握政策红利、提升创新能力、增加企业价值等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