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采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调整企业雇佣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较高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收入的基础性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该税改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改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职工教育经费税改引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使员工平均工资增加,进而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员工议价能力的提升能够加大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规模越小、所在行业集中度越低,劳动收入份额所受的正向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职工教育经费税改缩小了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从职工教育视角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在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利用中国2010年开始实施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沪深A股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且采用PSM-DID方法、更换关键变量衡量方式、加入宏观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调整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技术人员人数,有助于增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新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低碳排放企业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作用更为明显。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利用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数字金融发展会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与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高技能劳动力比重等渠道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数字金融发展对较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企业管理层职工,数字金融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职工劳动收入份额,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因此,建议政府稳步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技术创新,促进劳动力结构升级,以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格局。

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均能显著增强上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特别是处于成长期与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并辅之以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和谐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企业漂绿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吗

在推进环境保护与共同富裕双赢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企业普遍漂绿的现象,但该现象是否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尚未明确。本文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考察企业漂绿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漂绿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且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漂绿会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缩减雇佣规模来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媒体监督和管理层薪酬激励能抑制企业漂绿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效应,并且企业漂绿主要降低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漂绿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相关部门应注意该现象,完善相关环境政策。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完善影响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的经验证据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攻方向。本文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探讨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一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要举措对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政府偏好转嫁导致的国有企业资本过度投资倾向,提升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强度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提高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2)异质性检验发现,当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劳动者议价能力较弱时,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4)排除了“负向盈余管理”以及“工资侵蚀利润”替代性假说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人才引进、个人所得税优惠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提高人才竞争力,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为事件冲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端人才引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劳动要素相对价格,显著地提高了政策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竞争性行业、非国有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技术含量企业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人才要素相对价格,不但能激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深化,而且能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研发人员和技能人员数量,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建议加大人才税收激励力度,促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质增效;完善人才引进制度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人才培养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促使企业通过碳市场对碳排放配额进行公开交易,是促进企业低碳发展的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会改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最终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促进企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2)当碳市场激励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行政处罚力度较小、减排设备的研发资金更充分时,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强。(3)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这一路径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未能同步提升也是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因素。研究结论为企业科学合理地设计碳资产管理模式,促进企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走向共同富裕: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为廓清数字化转型能否优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格局、夯实共同富裕经济根基,本文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企业内实现了“分好蛋糕”的功能。其作用机制在于,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创新激励增加,两者共同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信息透明度较低和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普通雇员劳动收入份额,但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并未产生了显著影响,缩小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建议,构建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双向互动的发展格局。

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为探究高铁开通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的成效,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经过PSM-DID处理,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源价值和员工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高铁开通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企业规模上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东部地区所在上市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受益于高铁开通最多;高铁开通对于中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水平的正向影响大于大型和小型企业。本文分析高铁开通如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因果关系和影响路径,对于深化对交通基础建设的认识、解析劳资问题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基础与微观证据

现阶段,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波动下降的特征事实。与此同时,制造业企业正在实施的服务化战略将会改变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分配比例。那么,制造业产出服务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首先构建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将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分解为制造品和现代服务产品两部分,以此刻画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的现实。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新增服务产品产出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其次,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采用PSM-DID等准自然实验法,实证研究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如何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实证结果同样发现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本文为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于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以沪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实施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为切入口,基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9—2020年数据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实施后,标的公司(纳入"沪港通"的A股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其内在机制是,"沪港通"加剧了资本深化、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由于资本-劳动互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进而挤占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港通"主要降低了平均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沪港通"仅挤占了公司治理状况较差、劳动密集型和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更强。文章揭示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微观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对于"双循环"新格局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启示意义。

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面对我国当前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和机制。通过选取201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同时将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匹配并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地方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稳健性检验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通过对传导机制的分析发现,公共部门杠杆率通过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企业就业规模和企业税费三种传导机制对微观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政策,缓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等提供经验上的论证支持。

国有企业资产运营模式与劳动收入份额:轻资产还是重资产?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新时代国有经济的目标要求,资产运营模式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向轻资产运营模式转型可以更好地与国有企业的职能目标相协调,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具体来看,随着国有企业轻资产运营程度的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显著增加,说明向轻资产运营转型有助于国有企业实现促进就业、分配公平的职能目标,这尤其体现在非公用事业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之中。机制分析发现,国有企业轻资产运营转型提升了高学历员工占比,缩小了企业内部劳动收入差距,轻资产运营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较弱、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推动人力资本升级是国有企业轻资产运营转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轻资产运营转型不仅能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缓解资产投资对现金流的占用,也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生产经营效率。因此,轻资产运营转型是国有企业资产运营模式改革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