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融入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正当性及其路径刍议

我国《宪法》对司法职权配置的指引和大陆法系司法权能的内涵都表明了我国检察机关不予公诉自由裁量的有限性。从“严惩个人”和合规激励的角度出发,不应以刑罚轻重限制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在此背景下,需要法院参与其中来平衡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异化。结合现有刑事法律探究检察机关不予公诉自由裁量权的限度,以罪名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法院参与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临界点;秉持社会公众利益和民营企业保护并重,设立实质性的司法审查制度。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讨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重要抓手,可结合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经验,构建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完善该项制度。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初探

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的问题企业合规代表着一家公司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防控能力,避免因违反法律而遭受严厉处罚,从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资格及能力。建构良好的企业合规制度是治理和预防企业犯罪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秩序维护和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升级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对于企业合规没有相应的刑事制度予以约束或激励。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完善

随着国外企业合规制度的发展,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频繁遭受被动合规,面对国际竞争压力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探索符合我国的企业合规之路势在必行.随着两批合规试点工作的相继展开,为合规不起诉制度探索提供了充足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下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急需相关立法予以进一步明确和解决.未来?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修改需以附条件不起诉为着力点,落实合规不起诉适用范围,统一考察期与监督机构,构建符合我国实践的企业合规制度,助力企业运营行稳致远.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优化

近年来,企业合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对于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讨,呈现出研究视角片面化、碎片化的固有局限,亟需以更具整体性特征的预防性司法理念为视角,对制度运行的理论基础进行理性追问,剖析面临的多维困境。基于预防性司法理念所蕴含的社会本位和事前积极预防特征,刑事立法与司法当以制度本体的合规化再造为要旨,在适用范围上祛除涉企案件类型限制,在考验期限上延长合规建设时间跨度,在监控主体上构建合规协同监控体系。同时,以内生议题的统筹性安排为依托,助推刑事司法理念的范式更迭,发挥刑事激励机制的实然功用,明定不同程序之间的顺畅衔接,从而构建出中国式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基本轮廓。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

企业合规是优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借助于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合法运行的目的。我国确立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助于优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有助于落实宽严相继的刑事政策、有利于保护民营企业防范合规风险。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法律激励理论能够从法经济学角度证成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激励企业合规的重要价值;犯罪预防理论和法益修复理论是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法理依据。在程序法上建立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应重点关注适用对象、适用案件范围、考验期限等方面,从而更快推动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成。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企业本身与整个社会都有积极的影响,由于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理论学界和司法实践当中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应当采取何种制度模式、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一些争议。在现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实施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相比于直接适用域外的暂缓起诉制度更具有合理性。在现有企业合规改革初期,将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限缩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企业犯罪案件较为稳妥。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试点经验与法理反思

作为一种新型企业合规整改的创新举措,附条件不起诉在学界形成了三种立法进路,即“认罪认罚融合说”“特别程序独立成章说”“特别程序+企业合规法并行说”。从地方检察院的试点情况来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取得了一定的试点成效,激励和督促部分涉罪企业建立了合规体系,但同时存在着适用对象类别偏差、范围狭窄等问题。有必要从企业独立意志理论、起诉便宜主义、修复性司法理论三个法理维度重新审思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应区分企业责任和员工责任,并以是否具有企业独立意志明确归责方式;适用刑期可以适当提高,一般可适用于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单位刑事案件。这样的设置,一方面考量到涉罪单位和个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及修复情况等因素;另一方面,便于检察机关通过评估企业合规建立或整改的可能性以及犯罪危害行为的可修复性,进而综合裁量决定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得到了延伸发展。在各国的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改革中,法院的角色分别是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程序衔接者、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案件的程序听证者以及对检察机关暂缓起诉协议的司法审查者。在我国构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案件司法审查制度是强化检察裁量权外部监督的实践需要、实现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的的应有之义以及为涉企案件被害人提供权利救济的必然途径。同时,法院通过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契合功能主义的检察权与审判权分立原则,符合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责使命,现有公诉转自诉制度还提供了有益参考。我国应当采取有条件的实质审查模式,从主体、对象、程序等方面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审查制度进行具体构建。

企业合规治理视野下附条件不起诉程序构建

企业涉罪附条件不起诉作为现代企业合规治理程序激励机制,其程序构建不仅直接关系涉罪企业合规计划的实现效果,还关系到检察机关规范行使起诉裁量权,从而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程度。我国从2020年3月开始探索包括附条件不起诉在内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实践,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也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规范程序运行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必要明确和落实程序法定原则、客观性原则、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公开原则,规范企业涉罪附条件不起诉的启动和审查程序,明确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及后续处理程序,科学设计监督和救济程序。

重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合规制度体系中的程序出罪模式,是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分涉重罪案件的企业尝试运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予以出罪,这既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企业犯罪特征的要求,也是推进诉源治理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重罪案件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仍存在若干程序性机制障碍和“双不起诉”的争议。应当在确立检察机关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主导责任的基础上,适时推动改革在立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建立合理的企业与自然人二元化归责体系,同时落实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改造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精神。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具有检察机关主导推进、以量刑从宽为处理结果、从宽结果惠及企业与责任人两方主体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面临偏离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与对企业合规整改的激励性不足的现实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以期望理论、系统理论为理性内核,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新发展,具有程序衔接、利益相称、预防导向的特殊功能定位,可以有效缓解上述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适用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无法覆盖的重罪案件以及合规不起诉阶段整改失败的案件。为充分释放企业合规在量刑从宽方面的效应,应对认罪认罚与合规整改分别评价,并将有效合规整改作为量刑从宽的标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进度,视不同的合规整改情况,给予涉案企业阶梯式的从宽利益。此外,检法合作是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的必要制度保障。

企业合规不起诉:政策、教义与边界

新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政策产物,能够将实质理性灌输到法教义体系,但同时应当受到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约束。从政策视角来看,我国企业犯罪的严峻形势、重打击轻预防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等现实因素,赋予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的正当性。但该制度欲获取合法性,必须遵循包括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起诉法定原则等法治国原则。在此前提下,遵循刑事一体化的立法思路推动刑事法律规范的教义发展:一方面,将企业合规作为一项刑事责任减免事由在刑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企业有效的事前合规体系能够阻却犯罪成立,而事后合规体系能够影响量刑;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篇中增设“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合规考察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等若干程序机制,并审慎限定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不能突破法律规范的原则底线。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试行反思及发展完善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检察机关服务营商环境、引领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当前试点改革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传统单位犯罪理论供给不足、适用案件类型过分局限、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不健全以及企业合规建设的评估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为充分发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制度功能,同时兼顾我国企业治理现状与市场发展需求,应当尽可能对传统单位犯罪理论进行合规背景下的重释以实现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分离处理的效果;应当将大型企业、重罪企业也逐步纳入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当继续完善企业合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探索有效的企业合规评估标准。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探索与发展——基于最高检20件典型案例的分析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20件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典型案例来看,该制度对于有效保护企业、推动相关司法政策落地、实现惩治与治理并重、助力营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前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在适用范围、理论基础、涉及罪名以及合规考察期限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由此,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发展应在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合规模式、探索企业责任与相关负责人责任相分离、合理扩大企业合规的适用情形和完善合规考察期限等方面不断努力。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困境与出路探析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主要为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涉案罪名分布较集中,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轻罪案件;案件处理决定多为“双不起诉”;合规考察期限一般在3个月及以下。实践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着运行模式与不起诉条件相冲突、“双不起诉”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及合规考察期限不明确等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制度完善过程中,应当构建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严格区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明晰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考察期限。

企业合规不起诉核心问题分析与立法回应方式

经过三年的试点,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进入了瓶颈期,有必要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来吸收试点成果并给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提供正当性。合规不起诉还存在很多需要厘清的问题。其中,如何控制检察权、如何平衡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处理和如何界定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尤为突出,需要立法进行正面回应。笔者认为,立法应当通过构建独立的单位诉讼程序、设计国有企业分案处理机制和将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相区分的方式来处理,并以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的形式来呈现。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路径考量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促进企业合法经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适用该制度,应当在明确该制度维护企业经营、预防犯罪的适用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体系及国情,分析该制度应适用的犯罪类型和罪量程度;同时,应注意到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应为企业而非个人,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均可适用,但应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而差异化适用合规激励方法。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裁量权分析

从我国合规改革的实践来看,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且检察机关裁量权存在扩张风险。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域外约束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实践做法,通过确立适用不起诉的统一标准及在程序衔接中约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避免检察机关在企业合规不起诉中裁量权的滥用。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对象的考察

域外引进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为我国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在本土化过程中,其适用对象无论是在规范设计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始终缺乏一个具体的标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余地大,合规对象不断泛化。因此,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就必须限缩合规对象,通过系统性的筛查以及对实务中适用对象争议的纠偏,明确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的实质标准,规范合规制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