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基础研究决策的同群效应及影响因素

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基础研究的同群效应的存在性、模仿路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受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影响,即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其模仿路径呈现出一定的先内后外规律。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越高,既往基础研究经验越丰富,其基础研究决策越容易受到行业同群的影响。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受同群企业影响程度较高。研究进一步发现,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为更好地理解企业基础研究的外在驱动力,并为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与完善中国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提供思路参考。

企业基础研究:理论框架与未来展望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对主流权威期刊发表的中英文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出以“输入—过程—输出”为主线、以“采纳—实施”为支线的企业基础研究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企业基础研究测度存在输入端测度、输出端测度和过程端测度等3种模式,其中输入输出端测度是指利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专利产出等数据进行测度,过程端测度是指利用研发机构数量、科技奖项等数据进行测度;企业基础研究的前因包含个体—团队—组织—市场等因素,并通过认知层面和知识层面影响企业基础研究的触发机制;企业基础研究带来的影响涉及组织创新绩效、经济绩效和国际化绩效等3个方面。构建的企业基础研究整体性理论框架旨在厘清相关研究的脉络,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学术支持,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百年起落历程对我国的启示

基础研究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变革的关键驱动力,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速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斯托克斯-斯劳特”新范式视角下,总结了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的百年起落与复兴历程,发现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的“准周期”特征。综合来看,美国企业基础研究的“准周期”特征是政府资助政策、市场竞争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组织管理方式、产业分工模式、研究转化效率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要借鉴美国企业基础研究起落的经验教训,加快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为我国企业长期开展基础研究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推动创新强国建设。

基于扎根理论的双因素视角下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模型与作用路径

以典型创新企业的深度访谈为基础,采用扎根理论提炼出国家政策支持、产业环境推动等主范畴,构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模型,并应用双因素理论进行了理论诠释。研究发现,企业财务状况、研发基础属于保健因素;产业环境、技术环境、一流企业愿景、企业社会责任属于激励因素;国家政策支持既是保健因素又是激励因素。基于“外因—内因—行为”分析范式,提出了外部因素中的国家政策支持影响企业内部保健因素,以及国家政策支持、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影响企业内部激励因素的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双重作用路径。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加强企业基础研究的条件支持、增强创新氛围等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的交易成本与支持政策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基础研究存在严重的投入不足问题,结合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现状和特点,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构建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的交易费用模型,根据交易治理模式的不同将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的组织模式划分为独立开展、联合开展、借脑引智3种情况,并详细分析每种组织模式的优缺点。最后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加强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的若干政策建议。

企业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的分析

基础研究可以为企业带来大量新颖性知识,是企业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基于知识理论,分析企业基础研究广度和深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企业桥接科学家的中介作用及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利用2009—2019年科学导向型中国生物制药行业80家企业专利申请和SCI论文发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基础研究广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基础研究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企业桥接科学家在基础研究广度、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企业技术知识整合能力可以强化基础研究广度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正向关系,削弱基础研究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因素的分层结构及其作用图谱变异

在提炼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因素基础上,采用解释结构模型原理,构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因素的层级递阶结构模型,从上到下依次为企业内部驱动、市场驱动、国家战略驱动、国际竞争驱动和社会驱动。划分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强关系驱动层、中关系驱动层和弱关系驱动层。选取在基础研究领域具有引领性的企业进行典型案例研究,得到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因素分层结构作用图谱。结论对我国企业基础研究驱动工作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应用价值。

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模型构建

鉴于后互联网时代下我国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紧迫性,从学理上探讨如何引导企业广泛参与基础研究。通过文献编码分析方法得到范畴逻辑关系,构建由发达国家挤压、社会舆论敦促、强国战略要求、市场生存压力和企业责任担当5类主体行为共同作用的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机制。其中,发达国家挤压、社会舆论敦促、强国战略要求、市场生存压力为外部环境驱动,企业责任担当为企业内部驱动。研究提示,应从外部创新环境改善和企业内部研发积极性激发着手,综合推进企业基础研究进程,构筑我国科技强国梦。

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9—2015年我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采用超效率DEA和DEA-Tobit回归方法分析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应用导向的企业基础研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且滞后期越长,正向影响越显著,这也是很多企业短视不愿意进行基础研究的原因。此外,政府投资与企业自筹资金并没有显著促进这种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因此政策引导比资金支持更为重要。基于此,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研发模式、企业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

开展基础研究是企业提升原创能力、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从基础研究与研发模式、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出发,以2007—2017年我国企业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对于企业基础研究,合作研发模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独立研发、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模式的影响不显著;(2)企业基础研究对产业发展的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均具有正向的作用效果;(3)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独立研发模式对促进产业发展的技术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作研发模式对技术开发阶段具有负向影响、对成果转化阶段影响不显著,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模式对两个阶段影响都不显著。

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有关思考

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是增强我国科技创新实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分析了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的现状与问题,结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经验,基于基础研究类型、科技企业类型、政策工具类型,研究提出了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框架和建议。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基础研究存在投入少、动力不足、能力较弱等问题,以及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研究认为,引导我国企业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建立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创新要素集聚、创新环境优化以及协同互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需要基于创新主体、创新政策、创新网络、创新环境等综合要素来构建政策体系,并根据基础研究类型、科技企业类型、政策工具类型等多个维度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最后,从6个方面提出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引导企业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远布局,建立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以科技领军企业为龙头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推动企业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落地,筑牢企业基础研究的人才发展根基,建立面向企业基础研究的知识挖掘服务平台。

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本文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链式中介模型等方法,研究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第二,风险投资和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第三,高财务杠杆会抑制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第四,风险投资持股比例与企业基础研究间存在“倒U型”关系,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会抑制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在国有背景、大规模、CEO和董事长两职分离的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中对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为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并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及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启示。

考虑两类投入模式的企业基础研究激励机制分析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下,政府既要激励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也要提高企业科研成果开放比例,从而扩大知识溢出带来的社会收益;科技领军企业既要投入基础研究以抢占未来科技前沿,也要进行市场化发展以维持企业运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考虑科技领军企业直接参与基础研究、出资委托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基础研究两种投入模式,构建“政-企”“企-学”与“政-企与学”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探究政府税收优惠、资金投入、产权协调等激励机制的优化设计,对比不同研发模式的激励机制与效率,并利用Matlab R2020a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表明:(1)相同的政府激励机制,对企业不同基础研究投入模式的激励效果不同;(2)政府对不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模式应制定差异化的固定资金支持与开放度,尤其应加强企业对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产权激励;(3)利润率较低的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努力水平和投入规模更高,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应在企业产权比重高的政策下选择委托科研模式;(4)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带来的社会声誉价值对不同模式的投入规模和基础研究努力水平均具有提升作用,获得收益的周期越长,对开放式创新生态建设、委托科研模式的成功率均不利。最后,结合我国现状,为完善基础研究投入激励机制提出相关对策,为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战略提出相关建议。

论提升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与路径——兼析企业基础研究驱动要素及其提升策略

企业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起促进作用。企业基础研究是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也是推动企业长远发展的有效战略规划。尽管我国对基础研究有一定投入,但其投入量与投入结构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以企业基础研究为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对企业基础研究的驱动因素及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并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剖析提高企业基础研究水平的有效策略,为推动我国企业基础研究、增加国家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丰富理论参考。

研发投入对企业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阶段影响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大中型企业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交叉相关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对企业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对近期企业基础研究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但政府资金投入对6年后的企业基础研究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当期企业基础研究对促进产业发展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但当期企业基础研究6年后对促进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无论技术开发阶段还是成果转化阶段,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对企业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都呈现相同的影响,且政府和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更青睐于短期见效,定位趋同容易引发挤出效应。因此,政府科技资源配置需要定位更长远的目标、关注产业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分阶段对企业研发活动进行竞争性资助,避免替代企业投入,更多地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更有效地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华为参与基础研究的主要模式及经验启示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基础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基于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基础研究模式的研究,发现其在基础研究领域实施愿景假设与应用研究双轮驱动战略,形成了以直接参与为基础、校企松耦合为支撑、个体化精准支持为补充的多层次基础研究发展模式,并为我国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提出加大税收减免力度、支持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专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对策建议。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来自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手动收集了2005—2018年A股上市企业设立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的数据,检验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研究发现,重点实验室设立提高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水平,相对于未设立重点实验室的企业,设立企业申请关键核心技术专利数量增长约12.31%,且重点实验室设立对“卡脖子”领域企业技术突破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重点实验室设立主要通过政府财税支持、基础研究促进、吸收转化能力提升、研发投入激励等渠道实现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进一步研究发现,设立重点实验室不仅促进了企业自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还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本文对评估企业重点实验室建设成效做了有益的尝试,对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