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政治关联、研发投入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研究

以2007-2012年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家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费用投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投入在企业家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这种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加显著,而研发费用投入没有显著发挥中介作用。

新疆民营企业家政治行为实证研究

根据新疆168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政治化倾向程度较高;民营企业家政治化战略有先发制人战略和被动反应战略,但也有不少的企业没有明确的政治化战略;民营企业的规模和由行业特点所引至的政府规制程度是影响民营企业家政治行为的主要因素,企业越大,政府规制程度越高,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越高,并且越是偏好先发制人战略,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及战略类型与企业家性格无关。但是,民营企业家政治行为并不是企业家的主观意愿,而是为了企业发展甚至生存而不得不为的行为。

企业家政治环境与企业家治理结构评述

中国的企业家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 ,而政治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企业家 ,特别是在今天 ,虽然政治与企业离得越来越远 ,但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却总是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就必须对这种联系进行认真清理 ,否则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治理环境。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综合评述。

企业家政治技能研究述评与展望

企业家政治技能作为企业家的一项十分重要能力,已经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企业家政治技能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深入回顾和评述了与企业家政治技能相关的概念、测量、前置影响因素和后置效应等现有研究内容,讨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企业家政治关联、所有制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基于转型经济制度背景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制度背景,在区分政治关联层级差异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家政治关联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所有制对两者关系的情境效应。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政治关联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细分政治关联层级之后发现,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要显著强于中央政治关联。同时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企业家政治关联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关系更强,并且所有制的情境效应同样存在着层级差异。本文在提供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证据的同时,也为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参考。

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家政治联系与企业市场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往的文献中企业家政治联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充满了分歧,并且把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视作等同的。本文的主张是企业家政治联系传递出有利的信号从而影响企业市场绩效。通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家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市场绩效比企业家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市场绩效更好;但是细分政治联系类型之后,则没有发现类似结论。对企业家多重政治联系的分析则发现,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家所掌管的企业市场绩效之所以更好,是因为企业家所拥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政治联系而不是拥有单一政治联系的缘故。本文的贡献在于弥补了以往有关企业家政治联系的研究中笼统的把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混在一起的不足;同时也弥补了以往研究只考虑单一政治联系而没有考虑多重政治联系的缺憾。

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与政治企业家理论

以Hotelling-Downs传统为基础的政治竞争的投票模型忽视了民主政治的复杂结构。本文在Tullock自然垄断特许权竞标的民主模型、Niskanen官僚政治模型以及Weingast-Marshall立法委员会组织模型基础上分析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契约以及较高的交易成本等所导致的政治市场的内在无效率,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为政治企业家提供了策略性活动的空间。政治企业家的策略性活动有助于理解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变迁的过程。研究民主政治的产业组织将为探索内生于政治过程的政治企业家理论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政治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模式——对浙江吉利、中国电信与海南凯立的案例研究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个创新不仅是技术上的,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它更应该是制度上的。鉴于政府对企业的巨大影响,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政府行为方式等的改变)在我国尤为普遍和突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三个案例企业——浙江吉利集团、中国电信和海南凯立公司的制度创新的分析,在研究了我国政治企业家制度创新的一般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基本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实践迫使政府追认的制度创新模式、借用社会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和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这四种制度创新模式的优点、缺点、所针对的制度类型、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和关键的成功因素,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企业应该优先采用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谨慎对待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该研究对于理解我国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试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论假说

政治企业家的净利益是一国制度变迁函数的自变量之一，对具有不完备政治市场的集权政治结构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作者将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模式定义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并用政治企业家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政治行为来解释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用政治企业家的效益、成本函数来理解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渐进性、强制性、盈利性、边际性、局部性、试验性等特性。这一模型内在矛盾的充分展现部分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停滞乃至逆转。从政治企业家主导型转化为企业家主导型，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变迁和意识调整，是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深化的充分条件。

制度演化中政治企业家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温岭“民主恳谈”生命周期的视角

在温岭市"民主恳谈"的发起和推动中,政治企业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企业家作为制度创新与推行的主体,制约和影响了制度演化的进程。在制度的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政治企业家分别通过创新机制、完善机制、推广机制和转换机制作用于制度演化的过程,推动制度体系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变。

企业政治资源的经济回报:基于江苏常州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9年江苏常州企业和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企业拥有的各种政治资源有利于企业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扶持、土地审批以及政府合同。具体而言:来自企业所有成员的政治资源对企业获得各种经济回报有更强的解释力,这说明不应忽略员工政治资源的作用;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顾问参事)要比企业家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更为明显;企业规模的作用并不总是有效的,而企业历史以及加入行业协会这些因素则无显著作用。

政治企业家在制度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色列特拉维夫学院的阿萨夫·迈德尼在2010年第33期《国际公共管理杂志》上发表题为“政治企业家和公共管理改革：以以色列地方当局的统一改革为例”的文章。文章介绍了2003年以色列议会实行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地方机构精简统一计划，而该计划发生在以色列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作者试图整合政治企业家在制度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并且分析政治家的影响力和制度规范的广泛影响在设计和决定复杂的机构改革过程中的作用。

制度变迁与两类企业家的作用——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理论的拓展与应用

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政治企业家为经济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 ,经济企业家为政治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信息并改变了政治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环境。通过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反应、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发现等手段 ,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对既定制度条件下的外部环境和潜在盈利机会产生影响 ,引发新的不确定性 ,导致制度的变革。

论企业家活动和制度的互动关系

鲍莫尔(1990)强调制度决定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或者破坏性活动中的配置。然而,企业家活动并不仅仅受到制度的影响,企业家通常也有助于形成制度,文章说明了企业家和制度的这种双边因果关系。企业家影响制度通常有三种方式:遵守现行制度的企业家活动通常能够打破现行制度的基础;企业家有时也可以规避现行制度,这会破坏现行制度的效力或者促进现行制度的完善;最后,企业家能够通过创新性的政治企业家活动直接改变现行制度。

企业家能力、政府奖助与合作社成长

本文基于企业家能力考察了政府奖助对合作社成长的影响,研究了合作社"弱者恒弱、强者恒强"的经济学原因,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政府奖助会被拥有更多政治企业家能力的合作社获得,并且可以作为对市场壁垒和经营能力的替代推动合作社发展。但是持续的竞争型制度激励的存在,会导致在起步阶段拥有较多政治企业家能力的合作社具有"先发优势",能够赢得与其他合作社的竞争,从而长期性获得政府奖助。

战后日本民营化运动的非经济动因探析

日本在战后实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民营化运动,主要集中在中曾根康弘时期和小泉纯一郎时期。通过对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时期民营化运动的比较,分析财政危机、政治斗争和外压等三个因素的重要影响,从而找到日本战后民营化运动的独特模式。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企业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试图找到形成战后日本民营化运动独特模式的深刻历史制度原因及政治领导人发挥的关键作用。

个人参与政治团体的动机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团体动员存在着一些限制性约束条件,导致政治团体动员陷入逻辑困境,但现实中却又存在着大量的政治团体,公共选择理论分别从公民的角度与政治企业家的角度对个人参与政治团体的动机进行了理由阐释。

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

权力与可信承诺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引入权力因素导致科斯定理不再成立: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消除了趋向最优谈判的压力;而有限承诺加大了谈判结果偏离帕累托最优效率的程度。因此,为了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需要分析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人包括专制国家中的君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等。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关键行动者和“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权力和可信承诺是政治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把握政治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不宜用政治企业家概念评价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回顾了"政治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后认为,将地方政府官员看成政治企业家、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确实参与了制度创新,甚至主导了局部制度创新。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天生的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精神的发挥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且是特定激励相容机制的结果。只有从经济基础来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并给予适当的激励,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