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理性、非理性与相对理性研究——兼论企业家精神

本文分析了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逻辑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并应用于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研究。本文认为 ,经济理性是一种精于算计的逻辑结构决定的心理动机 ,非理性则与习俗、传统、道德、社会价值观相关。它们两者共同作用 ,一起成为调节社会资源的“心理”媒介。通过分析经济理性和非理性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机制 ,本文推导出一个重要概念“相对理性”。在由经济理性和非理性整合而成的“相对理性”的逻辑结构所决定的心理动机的影响下 ,企业家从事管理活动。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推导出 ,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只能引导企业家进行日常的、必要的经营活动 ,而要从事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活动 ,则需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的逻辑结构 ,但又超越此类结构 。

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非均衡发展、理性冲突与“底层结构”的构筑

中日关系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非均衡发展,这是由中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各自行为主体的行动选择差异决定的,表现为一种政治家理性与企业家理性的冲突。政治家追求政治租金最大化,往往屈从民意,为民族主义所绑架,其行动选择使中日政治关系趋冷;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冲破政治束缚,跨越国境进行贸易投资,其行动选择使中日经济关系趋热。其结果是,形成了中日之间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非均衡发展。目前中日关系的僵局尚未得到有效化解,中日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的高水平均衡不可企望,而低水平均衡又应该尽量避免,非均衡状态就成为一种次优选择。在这一约束条件下,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即企业和个人层面上的中日关系的微观运行机制,是使中日关系回归到相对正常状态的一条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