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政策与企业寻租——基于中央与地方政策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2012~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政治锦标赛理论实证分析央地产业创新政策对企业寻租整体影响、作用对象以及规避手段的异质性效果。研究发现:(1)地方产业创新政策能够因地制宜地发挥辖区资源比较优势,激励企业获取长期创新收益而非短期寻租收益,由此削弱企业寻租倾向;(2)信息不对称下地方政府越位行为可能反向制衡中央政府监管并滋生企业寻租空间,中央产业政策会诱发企业寻租意愿;(3)政企关系视角下中央产业政策对企业寻租的诱导作用表现在政治关联企业中,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寻租的抑制作用表现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4)产业创新政策对企业寻租的纠偏作用在低强度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高强度市场分割中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如何释放产业创新政策的生产资源引导作用,实现政府职能定位由“掠夺之手”向“协助之手”转变,杜绝政府和企业间双向寻租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寻租竞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寻租的囚徒困境

企业寻租是在市场体制发展不完备下的一种畸形的经营方式。学者对于企业寻租有着多重的认知,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众说纷纭。文章就寻租行为与寻租竞争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就这一机理开展了实证层面的分析。研究发现,在特定条件之下,企业寻租对企业的绩效有着正向的驱动作用。而在条件改变之后,寻租竞争的介入导致这一行为极容易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导致企业寻租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响应逐步减弱。同时,在这一过程当中,因对寻租的不断加码也使得寻租的成本不断地提升,进而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企业建设力的勃发、创造力的发展都会造成一定的阻碍。企业应在发展的进程当中,正确地看待寻租效应,逐步跳出囚徒困境的境地,以新的建设力、创新力为自身的发展觅得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

女性董事与企业寻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外部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寻租的影响,本文基于董事性别这一内部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女性董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寻租行为。使用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女性董事会显著降低企业寻租费用,并且女性董事占比越高,寻租费用下降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效应主要来自非独立董事;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作用更为明显;相比于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政府干预严重地区的企业中女性董事降低企业寻租费用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视角为减少企业寻租提供一个有效方式,同时也拓展女性公司治理的经济行为研究。

经济增长受企业寻租及非正规金融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管制的分析

本文通过将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纳入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来研究企业寻租、非正规金融及金融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利润率;加强正规及非正规金融部门的竞争程度有利于存贷利差的缩小和经济增长率的提升;而设租寻租行为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且租金的增加将阻碍金融竞争。因此,要促进经济增长,应严厉惩治寻租,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并增强金融体系的竞争程度。

隐性资本成本、银行贷款与资本使用效率——基于企业寻租视角的分析

金融抑制背景下,我国企业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资本供不应求的准垄断信贷市场中,企业为获取信贷资源的寻租行为成为企业的隐性资本成本。本文利用2008-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决策中的隐性资本成本与资源配置效率。结果发现:企业的寻租活动是银行贷款配置过程中的一项隐性资本成本,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的寻租活动均有助于获得更多银行贷款,但其使用效率却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而言,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状况,国有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银行贷款降低了投资效率,而民营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银行贷款提高了投资效率。研究结论表明,金融抑制阻碍了通过显性契约方式的交易,企业寻租成为银行信贷决策中的一项隐性契约,这一隐性契约并不是显性契约的有效补充,甚至导致某些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有损资源的有效配置。

乡镇企业寻租活动分析

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直接与地方政府的各行政部门及当地的职能部门打交道 ,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其在这种直接接触中寻租行为的产生。乡镇企业的寻租既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 ,又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还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形象。城市化及其他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是解决寻租问题的良好方法。

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寻租吗?--基于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可能会通过寻租或行贿的手段来缓解不确定性造成的经营问题。利用2005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本文首先从信贷、雇佣规模等角度,描述了高不确定性水平下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借鉴以往文献,采用招待费、差旅费支出度量寻租费用之后,我们发现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寻租费用,并且这一关系在国有企业和高管学历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我们通过使用企业的管理层变动和地方主政官员变动构建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其他类型的指标度量不确定性等多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寻租这一关系的稳健性。本文结论表明,降低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起到降低企业的寻租动机,从而克制腐败的重要作用。

企业寻租产生的无序竞争与社会福利损失

作为城市群间无序竞争重要体现的地方保护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顽疾。由于这些行为的主体均是地方政府,很多文献试图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有这种激励。通过引入寻租理论并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政府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时古诺垄断企业之间对垄断租金的博弈,给出相应的博弈模型,对异化政府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计算;并进一步探讨政府和企业在该次设租—寻租行为中的博弈关系,从而得到抑制此类行为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企业寻租与政府竞争行为变异

政府竞争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当代中国府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政府竞争常用手段就是影响和改善投资环境。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其他影响投资地点的因素，企业多半会选择在低成本、低经营风险、低竞争壁垒的优良投资环境进行投资。研究报告表明，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轻其他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权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企业寻租

寻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因而不惟中国所独有。同时寻租又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本身并非经济转型的产物。但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和计划在一个时期同时并存，因此个人和公司都有很高的积极性寻求租金，方式是将货物或金融资源由经济中定价低和受控制的部分转用于定价高和开放的部分（世界银行，1996）。

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效率研究——基于企业寻租动机的分析与验证

在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效率研究上,基于挤入或者挤出效应研究者文献较多,但是基于寻租视角研究者却甚少,亦或有忽视。本文通过寻租视角分析和研究了政府科技补贴的微观创新效率。结果证实,在寻租企业中科技补贴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没并有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寻租企业在获得科技补贴后其在职消费显著增加,这意味着企业可能挪用或者减少了原本用于研发的投入资金。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腐败治理和科技创新并非两个完全无关的领域,腐败治理能够在净化社会政治环境的同时提高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创新效率。

企业寻租与政府竞争行为变异

企业一直是政府竞争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与政府存在双向依赖关系。但是,这种双向依赖关系却受企业寻租和政府"理性经济人"影响而极为脆弱,并致使竞争行为变质。企业寻租诱发政府竞争行为异化包括限制市场进入、地区封锁、实行歧视性待遇、限制经营自主权、价格控制等。为了获取政府竞争中经济增长的优势,必须重新考虑政府在促进市场效率与经济增长中的职责,加强对寻租行为的监督,竞争模式必须由资源竞争转向制度竞争。

简政放权、企业寻租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企业的寻租现象比较普遍,伴随着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恶化而日益加剧。企业寻租产生生产抑制效应和资源偏袒效应,前者抑制了企业绩效的提升,而后者则通过帮助企业获取关键资源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通过新一轮的简政放权,能够有效地减少寻租现象,一方面促进企业创造性生产,另一方面削减资源偏袒效应,最终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

企业寻租竞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寻租的囚徒困境

利用200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竞争视角,重点分析并检验了寻租竞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自身的寻租行为可以促进企业绩效,而同一地区企业的寻租竞争则通过抢占政府资源、加重税费负担、降低企业创新水平等内在机理,不仅会抑制企业绩效,而且还发挥负向的调节作用,使企业自身寻租活动的正面效应降低。研究进一步发现:寻租竞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受到寻租竞争的抑制作用更加严重。研究结论在考虑多种因素和使用不同方法检验后依然稳健。企业间的寻租竞争是一种“囚徒困境”式的恶性循环,只有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才能有效遏制寻租竞争。

我国转型时期企业寻租行为及其矫治

就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寻租行为的途径、特点进行分析,进而结合有关经济理论提出矫治企业寻租的政策建议。

企业寻租、政府补贴与社会责任

为实现政府补贴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以寻租理论为依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选取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寻租、政府补贴和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寻租行为能加强和巩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纽带,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企业寻租行为强化了政府补贴的社会绩效,即通过寻租活动获得政府补贴,更有利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最后,提出企业需注重内在“修养”、提高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政府要加强监管力度等三点建议。

我国企业寻租及其反寻租机制的博弈分析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寻租现象表现形式也不断增加,因此,要通过对企业寻租过程中的多方和双方博弈进行分析,明确寻租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博弈分析提出建立反寻租机制的建议,强调群众监督的重要性。

机构持股、产权性质与企业寻租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企业寻租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发展,现利用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机构持股是否能减少企业寻租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监督企业寻租行为;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能够更有效地减少企业寻租。拓展了关于企业寻租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维度,同时也丰富了关于机构投资者经济效应研究。

企业寻租、融资约束与创新投入

企业寻租日益成为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关键因素,而融资约束则成为这条影响路径上的重要一环,根据过往的文献梳理得出企业寻租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以此对受到严重融资约束的重污染企业提出建议。

企业寻租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寻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寻租程度越高,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寻租通过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延迟披露公司负面信息导致了"坏消息"的聚集,最终引发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央反腐政策的实施显著弱化了高程度高寻租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内部治理角度来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以抑制企业寻租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外部治理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也可以抑制企业寻租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外部市场环境来看,处于法治环境良好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寻租活动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