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金融科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基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视角

后疫情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金融科技也会加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提高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水平,从而降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科技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为了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应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深化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强化非金融企业主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金融科技、主业投资与企业影子银行化

作为一种技术驱动型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为防范金融体系内资金“空转”套利、抑制资金“脱实向虚”提供了新路径。本文选取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抑制企业影子银行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金融科技能够凭借技术优势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解决跨平台数据共享问题,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有利于促进企业主业投资,进而抑制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在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处于金融监管较强地区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文章为推动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社会信任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

将经理人薪酬动态激励契约机制纳入企业三期动态投融资决策模型,引入社会信任的声誉惩罚机制,利用2015~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对社会信任与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意愿越弱;(2)上述效应在公司治理较差、信息不透明程度较高、股权集中度较高、成长性较差的公司更为显著;(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加剧风险交互传染效应和稳定外部投资者情绪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研究

实体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会加剧自身风险,还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机构投资者作为企业的较大持股方,会抑制企业参与该活动还是会与企业合谋而参与该高风险业务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本文研究了中国 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实体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与机构投资者持股之间的关系。数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实体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的程度越高。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结论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依然成立,然而在国有企业中则表现为不显著关系。

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将影子银行化企业部门引入DSGE模型,动态模拟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信贷渠道影响的存在性及其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信贷供给和信贷条件均存在正向影响并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它有利于解决融资难问题,但不利于解决融资贵问题。这意味着,虽然当前企业影子银行化仍存在监管滞后和发展不透明等问题,但不应否定其积极作用而强行抑制其发展,正确的做法是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积极调控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及其信贷去向。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对宏观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非金融企业正逐渐成为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重点关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这类近期快速发展的影子银行活动,基于2007-2018年的季度数据和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从社会总体流动性和货币流动性两个层次,研究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对宏观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规模扩张会促进我国社会总体流动性,增加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规模扩大。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规模对货币流动性影响不大,略有挤出效应。

企业影子银行化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吗?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商业银行、居民部门、影子银行化企业及其他企业在内的四部门最优决策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信贷资源供给和信贷利率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影子银行化能为高生产率企业提供有效的替代性融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越大,但是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同样存在一定的信贷歧视;融资约束较轻的企业,无论生产率高低,均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中得到显著的融资约束缓解,而融资约束较重的企业中,仅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中得到融资约束缓解,生产率较高但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融资约束无法得到改善。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实物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检验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回报率差距逐渐扩大,套利动机驱使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从事具有高额回报的影子银行业务,然而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可能会影响其主营业务发展。鉴于此,本文选取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实物资本投资在其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存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实物资本投资减少→主营绩效下降的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可以为规范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提供一定参考,引导企业资金合理配置,并对政府制定振兴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企业影子银行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作为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论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因此,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引导企业影子银行化健康发展。

政府隐性担保退出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来自国有企业去僵尸化的证据

政府隐性担保退出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我国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程度仍旧较高,因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是否会受到政府隐性担保退出的影响,值得研究。本文将政府隐性担保视作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构建了政府隐性担保退出影响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实物期权分析框架,并基于2015—2022年的数据,将国有非金融企业去僵尸化作为政府隐性担保退出的代理变量,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政府隐性担保退出会降低影子银行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存在业绩压力增加、金融投资回报降低及创新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地方国企、城市信用环境较差地区及政府债务可持续水平较高地区,政府隐形担保退出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政府隐性担保及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研究,为我国治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央银行沟通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中央银行沟通作为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手段,在引导公众预期和调节宏观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央银行沟通是否会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产生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央银行沟通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央行沟通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央行沟通能够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且上述效应在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和公司治理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宽松性中央银行沟通,会通过抑制金融错配程度、提高投资平稳性和降低金融与实体投资收益率之差,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中央银行沟通能够减轻投资者异质性信念和分析师预测分歧,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本研究在优化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能够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过往鲜有文献在微观层面识别企业从影子银行融入资金的规模,因而更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子银行融资的治理效应。本文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杠杆操纵的程度来识别并衡量微观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融资拥有一般银行信贷无法获取的隐性信息而具备融资合约特殊实施机制,因而更能节约融资企业的代理成本。影子银行融资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客观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期限较短、利率高,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因此有效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低,融资约束越小,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影子银行融资上述治理效应越显著。本文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能够为影子银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借鉴。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策不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剖析政策不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企业创新。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通过现金流不确定性、资源倾向性转移和资本结构调整三条渠道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行为。政策不连续性的上升会放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机制在于,政策不连续性的上升会弱化企业垄断市场的意愿和获取经济资源的动机,进而会增强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本研究对于提升经济增长活力、增强政策稳定性以及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指引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以我国"沪港通"和"深港通"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0—2018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港通""深港通"制度的实施能够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提高企业外部监督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主业投资等渠道,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管理层代理问题较少、媒体监督较强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开放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为我国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深化和完善互联互通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及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