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中度、企业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

基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4年至2008年的数据,考察了产业集中度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以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为内容的企业绩效与产业集中度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间的绩效水平也差别较大,且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绩效水平还相对较低。因此,出于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政府一方面应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引导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的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来。

企业所有制性质与环境规制效果——基于上市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为切入点,分析所有制性质影响环境规制效果的内在机理,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和2011-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环境规制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综合实施情况下,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效果更好;相对而言,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对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效果;而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则对民营企业具有更好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健全企业可自主选择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并在实施规制时结合企业所有制性质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政策工具,以降低总体控污成本,提升规制效果,实现环保目标。

环境创新水平调节下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比较

通过对318家制造业企业的实际调研,探究环境创新水平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比较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环境创新水平调节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得出:制造业企业创造环境绩效对其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在本样本下未得到验证,环境创新水平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具有显著调节效应,企业所有制性质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未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在环境创新情境下对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体现为,在内资企业中,环境绩效只有在低环境创新水平时才能够很好地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环境创新水平越高,促进作用反而越弱。而在FDI企业中,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随着环境创新水平的升高而增强,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

国有企业工会自身改革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看法

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会自身改革建设的理论基点，应该从企业所有制性质类别特点、国有企业目前劳动关系现状所具有的过渡性特点出发，而不是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特点的一般性出发；应该从目前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实际运行机制和企业实际运行机制的特点出发。

行业相关性对企业海外并购投资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海外并购投资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2010-2019年182家中国制造上市企业海外并购投资实践,构建企业海外并购投资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制造业总体、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投资质量进行测算。引入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行业相关性对企业海外并购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企业所有制性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总体海外并购质量呈逐步增长态势;并购双方行业相关性与企业海外并购投资质量呈倒“U”型关系;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业相关性对企业海外并购投资质量所产生的影响。

企业所有制属性及其社会责任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社会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为此,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践行政策也将呈现出中国特色。理论界关于这类研究大多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度和中国特色的现实逻辑。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立足于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从基本经济制度角度挖掘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深刻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细致地考察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内在理论逻辑关系,提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逻辑,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推论,并利用我国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总体上,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高于民营企业,且国有持股占比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2)在支柱性产业的支撑行业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最高,在竞争性领域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有待提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是分层次的,在不同行业领域具有差异性;(3)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和较为成熟的民营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较高,有些较之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更好,而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则不高,证明我国民营企业也会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存在社会责任弱化等方面问题。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解释机制与理论模型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UPB)界定的是组织员工出于维护组织的利益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UPB在组织中难以被识别,却可能给组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兼具亲组织性和不道德性,UPB的研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有必要明确UPB的来源与界定;亦有必要借鉴“不道德行为”的解释路径,从理性决策和直觉判断两个解释机制对UPB前因研究取得的进展进行理论归纳梳理,形成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亲领导不道德行为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细分研究,中国本土背景下企业所有制形式对UPB理论模型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以及角色压力对UPB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