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现金股利政策:“信息面”还是“资金面”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财务决策成为一个新兴而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现金股利视角对此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现金股利,其作用路径为“资金面”(改变资金安排),而非“信息面”(改变业绩预期与透明度)。具体而言,存在两种效应支持“资金面”作用路径。其一为“挤出”效应,它表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在其中投入大量资金,还通过提高并购、研发等投资支出“挤出”现金股利。在该效应下,数字化转型对现金股利的负向作用仅在成长型、非国有等资金相对紧张的企业中显著。其二为“替代”效应,它表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代理效率,对现金股利的治理功能产生替代,使企业出于节约资金的目的削减现金股利。在该效应下,数字化转型对现金股利的负向作用仅在内外部监督较强的企业中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将更多的留存收益用于非股利支出,这再次验证了“资金面”作用路径。总之,本文全面地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及其理论解释,在理论上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实践上则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决策的统筹安排,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基于空间溢出视角下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金融科技是数字经济时代下前沿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的新业态.为研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以及在空间上的影响变化表征,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科技作为核心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边际效应分析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和机制识别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有着更为显著的驱动力.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风险配置,强化创新要素投入,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同区域之间的金融科技发展还能产生有效的协同作用,从而更好赋能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研究结果对提高金融科技支持效率,切实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数字化治理对创新“提质增量”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以2016—2021年396家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出发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赋能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作用机理,并采用多项式回归、响应面分析及块变量分析技术剖析其交互协同机制,明晰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多维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创新“增量”,不能促进创新“提质”;政府数字化治理能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2)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存在交互协同效应,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并且在平衡状态下,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创新表现更好,在非平衡状态下,呈现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主导逻辑”。(3)政企之间的交互协同可以通过降低管理性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来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为企业走出创新“轻质量、重数量”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政府部门落实数字经济政策和优化创新环境提供了新的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大数据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取和沉淀客户资源赋能,研究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的形成和扩大如何影响公司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已成为深入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受资源积累和动态能力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主要是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扩大企业客户网络影响来实现。当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和所在地区的文化更加强调业绩或未来导向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提高公司采用差异化竞争战略的概率,降低公司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倾向,补充证明了数字技术驱动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销售优势的重构和增强。

城市电商化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已有研究显示了政策制度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但尚未涉及与数字经济核心业态电子商务相关的政策。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聚焦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2007—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检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数字基建赋能和数字人才赋能两条路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显著政策驱动效应,且对东部地区城市、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小企业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应加大力度推进城市电商化建设工作,充分释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加强区域数字环境建设,升级优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引进培育数字化专门人才;根据城市特点进行分类精准施策,如鼓励东部城市发挥资源禀赋加大建设投入,给予技术密集型行业政策资源倾斜,通过政策激励中小企业充分借助外部数字条件打破资源壁垒,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弯道超车”。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

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ESG表现的中介效应,并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分布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投资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ESG表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长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西部地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演进逻辑和政策取向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厘清其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过程和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明确政策优化调整方向,对激发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的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总结各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演进过程。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经历了硬件建设期、要素建设期和规制建设期三个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三个阶段分别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价值增值能力和集群的超额收益,持续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机理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培育企业数字技术能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解决企业数字化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最后,本文从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多层次平台支撑和政策均衡投入三个方面提出未来政策取向。

税收柔性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基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顺应数字经济时代要求、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决策。基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准自然实验,探讨税收柔性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税收柔性征管对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与风险,由此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税收柔性征管主要通过声誉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税收柔性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成熟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为发掘税收柔性征管的重要政策效应、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经济周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同群效应和热手效应视角

在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经济周期波动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具有研究意义。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呈现逆周期特征;进一步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存在地区同群效应和行业同群效应,且两类同群效应均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逆周期性;管理层对未来经济预期存在热手效应,但在此影响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呈现显著逆周期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化水平高、行业竞争程度高和媒体关注度低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逆周期表现更明显。

高管薪酬激励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文章选取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无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针对2015年开始实施的国有企业“限薪令”,采用PSM-DID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限薪令”对企业的“技术型”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于企业的“应用型”数字化转型影响并不显著。文章提供的高管薪酬激励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从高管薪酬激励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对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贸易便利化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市场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加速演进,全球经贸复苏前景曲折复杂,贸易便利化成为贸易强国与数字强国双重加持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对有出口行为的企业、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有非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风险承担效应助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本地内外贸一体化,且对内贸转外贸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贸易便利化为企业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条件提供了突破口。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塑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新优势,优化转型支持系统、激活企业数字化转型源动力,抓住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数字化红利、赋能企业内外贸一体化等对策建议。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作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使得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升9.51%,且这种促进效果大致呈上升趋势,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区域和企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及强环境规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环境保护税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ESG表现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论既完善了环境保护税在经济红利方面的评估研究,又为中国进一步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基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演化研究

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各级政府、各职能机构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然而,政策主题焦点变迁、主体协同关联、政策工具运用等是否存在问题,仍有待评估。基于2007—2022年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文件,运用LDA主题建模、共现分析、文本语义相似度计算技术,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三维框架进行文本挖掘,并结合可视化方法呈现结果。研究发现:①政策主题由“信息化发展→数据化发展→智能化发展”依次演进;②政策主体由“松散型→松散多主体型→紧密多主体型”网络结构依次转变;③政策工具运用呈现“重供给、中环境、弱需求”的特征,对“公共服务”“数据系统”及“服务外包”等次级政策工具的应用尚显不足。基于此,从注重政策主题的前瞻性规划、加强主体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经济活力——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混频回归

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夜间灯光数据衡量城市经济活力,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内生性与稳健性后结论仍然成立,而促进就业、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效率是其作用渠道,媒体关注度与数字普惠金融是具有正向影响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市场集中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活力的边际影响更强,数字化转型对高城镇化率的城市经济活力的边际影响更强。结合宏观地级市与微观企业数据进行混频回归,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经济活力的相关研究,在当前“从微观视角研究宏观问题”与“基于宏观背景研究微观问题”的大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有助于政府、企业等相关主体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实施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关出口数据,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波动的加剧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类转型,而对“底层技术架构”类转型没有显著影响,并且该影响效应在杠杆率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大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和经营风险水平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倒逼企业选择相适应的转型策略,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目的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促进了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7—2016年参与出口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中与数字化相关的词频来测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网络就绪指数(NRI)来衡量目的地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探讨目的地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目的地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多项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目的地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技术含量更高且与目的国交流更深入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贸易条件和经济基础更好的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自身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3)目的地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通过目的国消费者、企业和社会环境的知识溢出效应对出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且出口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会对该影响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在数字经济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究收入分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借助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融资约束效应、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及内部控制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存在行业、所有制、科技属性方面的异质性,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科技企业产生明显偏好;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效应,实现了员工福利与企业发展的互利共赢。研究结论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提供关于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证据,为新时期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决策参考。

低碳城市建设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吗?——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响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及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的开展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能够促进试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通过创新能力要素集成、决策制约与治理改善、机会识别驱动等路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企业ESG软监管绩效评级、公众环境关注度和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此外,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对位于高城市数字化环境水平、处于业绩逆差、 CEO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低碳城市试点产生了促进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追赶效应,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朝着“专精特新”化方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