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型税收激励与企业污染减排——基于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维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企-污染”微观数据,以增值税转型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型税收激励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有效促进受政策影响企业的污染减排,且这种政策效果在重资产型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公众环境诉求对增值税转型的减排效应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增值税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鼓励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及增强绿色创新能力来实现污染减排。这些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设计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给实体部门带来经济绩效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出绿色价值。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制造业各部门投入服务化水平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结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融资约束的作用进行探讨,发现缓解融资约束有利于减排效应的释放。异质性检验表明,低能耗企业的投入服务化更能发挥出污染减排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投入国内服务要素更有利于企业实现污染减排,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减排效应更高。因此,企业应积极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理念纳入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努力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创新、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污染减排

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改革的落地与实施。本文利用2014—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有效抑制了试点地区内重污染企业的污染排放。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通过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难度与融资成本,但未能有效倒逼重污染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改善和末端污染治理的强化达到污染减排目标,而是通过重污染企业生产规模的缩减降低了污染排放,即从短期看,“波特假说”不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治污效果在大企业、环保执法力度较弱地区的企业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回应了发展绿色金融能否促进企业污染减排这一基本问题,为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及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行政边界、纵向干预型政府间协作与企业污染减排

行政区划是一种资源。以属地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催生了边界“藩篱”,造成了边界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滞后,来自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纵向干预能否打破边界“藩篱”,缓解“边界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中国情境下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纵向干预型协作对行政边界地区企业的环境治理效果与机制。研究表明:纵向干预型政府间协作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与共同边界的距离越远,协作效果反而呈现增加的趋势;从异质性看,在国有企业以及“财政分权”程度更高的地区减排效果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实施纵向干预后,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注意力配置,而且促进了行政边界地区的企业采用“源头治理”的方式降低环境污染,以应对纵向压力。上述结论在理论上有助于增进对不同协作治理类型的治理效果的理解,尤其是外部干预型协作;在实践上为政策制定者通过层级干预化解行政边界地区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提供了更加微观的证据。

环境规制的水污染减排效应研究——来自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的微观证据

在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其“以新代旧、以严替宽”的动态提升是我国工业减排的主要驱动力。基于手工搜集的中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信息构建政策变量,利用2001—2014年中国水污染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差异化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标准提升显著降低了以化学需氧量为表征的企业水污染排放,基于多种方法开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机制分析显示,企业减排没有以减产停产为代价,而是通过前端清洁生产和末端污染去除的方式共同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在制定出台地方标准、标准提升幅度适中、企业达标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为此,应持续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有序推进排放标准的覆盖、优化和更新,对不同水平企业分层分级设定排放限值,促使污染企业“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

金融与好的社会:城商行设立如何促进企业减排

通过研究地区金融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污染物排放,本文提供了金融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微观证据。利用城市商业银行(后简称“城商行”)分批分次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本文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城商行设立后,本地区企业的污染排放总量与排放强度实现了“双降”。机制分析显示,城商行通过增加所在地区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促使企业通过“前端清洁”和“末端处置”的途径实现了减排。此外,减排效应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以及财政状况较好和地处非东部的城市中更加显著。本文结论对于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挥绿色金融作用、协调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