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治理、制度环境与跨代创业

家族企业接班人拥有家族和企业的双重身份,其创业行为受到企业内外部多个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家族企业治理、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跨代创业之间的复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驱动高跨代创业和非高跨代创业的路径具有非对称性,产生高跨代创业的路径有知人善任型、家业驱动型、继任者自驱型和文化引领型,产生非高跨代创业的路径有家族管理缺失型、管理团队束缚型、家族使命缺失型和内外环境交困型。本研究可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治理结构优化提供参考,提出的有利于跨代创业实践的管理启示可助力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

企业治理与ESG表现的关系--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与fsQCA方法

本文基于2022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ESG报告,以推动企业制定差异化ESG战略为切入点,利用fsQCA方法分析企业治理视角下的行动者网络与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两大类行动者网络(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对提高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及监管机构和文化因素在推动方面存在一定作用,消费者与社会监督能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社会监督和数字化技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数字化技术是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研究结果强调了社会监督和数字化技术在企业ESG表现中的重要性,为我国ESG体系建设提供了实证依据,为企业制定ESG发展路径提供了参考。

国家出资公司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法律通路—基于新《公司法》视角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于2023年12月29日进行了修订,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公司法》的大修以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目标,在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治理模式、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义务与权益等多个领域都作出了创新。其中,为回应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特有实践”与“本土问题”,新《公司法》针对国资企业设立了“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专章,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重塑公司规范体系等方式,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通路与法律保障。

国家审计影响国有企业治理的机制和路径探析

监督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运营是国家审计的法定职责,高权威性、强独立性和精专业性是国家审计影响国有企业治理的独特优势。本文基于国家审计的本质特征,在分析国家审计揭示功能、预防功能、抵御功能及其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机理的基础上,从权力治理、信息治理和政策促进三个方面探讨国家审计影响国有企业治理的路径。分析指出:权力治理路径包括直接制约和监督企业运营中的权力运行、提升企业董事会效能和监事会效能;信息治理路径包括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企业股东决策参与度和社会公众监督效力;政策促进路径包括促进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提高国家政策的运行效率。基于此从加大审计整改力度、改进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强化审计问责三个层面,进一步提出更好发挥国家审计促进国有企业治理的保障措施。

企业内部审计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内部审计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何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企业管理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主要从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对企业治理结构优化的作用、优化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企业治理结构优化的策略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ESG理念下企业治理模式革新

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各国乃至企业组织必须应对的首要课题。作为革新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理论,“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理念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极大关注。ESG理念不仅可以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而且可以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从理念起源入手,以优化企业治理为立足点,通过分析得出结论:ESG体系建设存在评价体系不够完善、信息披露职责不够清晰等不足之处,且监管部门也未能适时履行职责。最后提出解决办法:通过将ESG理念融入公司上层建筑,搭建以ESG理念为核心的信息披露框架体系,从而加快公司内部ESG委员会建设等方式革新企业治理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的有机结合,对资本市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作用。上述结论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内在机制检验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治理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作用对规模较小、透明度较高、非“四大”审计的企业更加显著。为有效改善企业治理环境,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同时在制定普惠金融相关政策时更多关注规模较大、透明度较低、“四大”审计的企业;企业应努力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缓解融资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

债务融资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关系分析——以良品铺子为例

债务融资和企业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债务融资能够为企业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资源,保障企业的运营所需和资金所需。而企业治理是对企业内部控制、经营决策、运行发展和监督管理的重要方式,是保障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有效的企业治理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融资,最优化的债务融资也有利于改善企业治理。基于此,本文对企业债务融资与企业治理结构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探究,分析了企业债务融资与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明确了债务融资与企业治理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其次,以良品铺子为例,探究了良品铺子债务融资和治理现状,得到相应启示,最后提出了优化企业债务融资结构,提升企业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治理权责体系建设

加强和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深化改革背景下国企改革的一环。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制是最重要组织形式,这也是制定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条件之一。公司制度改制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最重要环节,而且在国有企业制度中,还需要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往往会深远影响到国有企业发展。所以,为确保国有企业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务必要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合理地制定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公司治理体系的建设。

国企会计与税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对企业治理的影响

国企会计与税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当前企业治理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会计与税务的法规和操作模式存在差异,企业在这两个领域的信息协同常常受到挑战,导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愈发显著。本文通过深入研究国企中会计与税务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其对企业治理的多方面影响。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包括强化内部控制和审计、促进会计和税务的协同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等。这些策略旨在减缓信息不对称的产生,提升企业治理水平,确保企业能够持续稳健地经营。通过深入理解和解决国企会计与税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将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新形势下纪检工作融入企业治理的探讨

在当前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中,纪检工作融入企业治理成为企业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议题。面对全球化、科技进步、法规频变等多重挑战,企业治理体系的完善势在必行。本文对新形势下纪检工作融入企业治理展开研究,旨在为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浅析注册会计师审计赋能企业治理

随着我国法制的完善和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注册会计师审计与企业治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简而言之,企业治理为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注册会计师审计也促进了企业治理的不断完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使我国市场经济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进一步推动企业发展并提升企业综合治理水平,本文将结合现有的理论依据,深入分析注册会计师审计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在购买注册会计师服务时的注意事项。目的是增强企业内部领导的管理和治理意识,从而降低重大失误、重大损失和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概率。

国有企业政工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关系研究

本论文研究了国有企业政工与企业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综合分析政工活动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探讨了政工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其对企业绩效和管理效率的影响。

国外企业治理研究的发展特征和演变趋势——基于Web of Science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相关论文为研究样本,以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对国外企业治理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和文本分析,探索其发展特征与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国外企业社会治理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较为丰富,虽然主体合作网络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相关核心机构群已然形成。“资本构成”“利益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等话题是研究重点,受到国外学界持续关注。从演变趋势来看,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99年到2004年的初步探索阶段、2005年到2017年的稳步发展阶段和2018年到2023年的深入研究阶段。

合规性审计对企业治理及风险管理的影响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重要。合规性审计作为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保障企业合规经营、防范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深入探讨合规性审计对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提高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提供参考。

税收征管强度能否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发挥其微观主体的治理效能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基于税收征管数据与上市公司经营数据的匹配得到了2007—2022年的税收征管和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面板数据,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能够通过信息不对称、内部监督、企业经营规范程度3个中介机制显著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在进行一系列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的企业治理水平效应存在产权、地域、成立时间的异质性,并对非国有、东部地区、成立时间较短企业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面向现代企业治理的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优化研究

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关乎提高国有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确保公共资产的安全与增值,同时对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通过梳理相关法规、查阅相关案例与文献,分析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面临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的有效性、内部控制与决策支持系统的健全程度、跨部门协同管理及风险应对策略的执行等问题,在基于现代企业治理视角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设计的基础上,从完善财务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加强内部控制与合规风险管理的角度提出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优化方案,以提升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确保国有资产安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

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建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壮大国有资本的重要法宝。既有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创新这一重大问题,尚缺乏基于连续性实践创新的机制性阐释与理论性建构。基于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深度案例研究,对党的领导嵌入国有集团公司治理架构与过程的创新实践及其绩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性质与发展质量双重动力驱动下,党的领导以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过程性嵌入与文化性嵌入的方式,以及党建入章与前置程序、完善领导体制与组织体系建设、融入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政治绩效与社会绩效多元并举的目标。在案例分析基础上,立基动力、制度、结构、过程、文化与绩效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新型理论范式建构问题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这对于摆脱西方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窠臼,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国有企业治理:理论证成与实践进路

国有企业治理应当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在将党的领导落实于公司治理全过程,通过将党组织确立为法定治理主体,调整形成“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治理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治理双重目标。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国有企业政企关系不分、代理问题突出、激励约束不足等问题,制度设立上具备合理性、必要性。想要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则需要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与分类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措施相结合,形成制度合力,同时考虑将其融入集团运行过程中,构建出具备普遍适用性的制度框架。

企业金融化、企业治理水平与战略差异

本研究以2008年至2020年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旨在通过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于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机制。经过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对战略差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企业的战略差异度也会相应增加。此外,研究还揭示了企业治理水平在企业金融化水平与战略差异度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