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保护视角下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的规范化研究

企业犯罪后会触发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内部规定等规范中设定的以限制、剥夺其资格、能力、利益为主要内容的附随后果。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虽然能够契合国家进行单位犯罪治理的需求并因应国民对于重刑主义的期许,但是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产生了明显的“水波效应”“叠加效应”“边际效应”,成为犯罪企业复归社会的巨大负累。在刑罚人道与惩罚理性的时代,应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重要基础,尊重企业的犯罪自控能力,实现犯罪企业的社会复归目标。为此,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犯罪的刑罚附随后果进行规范化梳理,实现刑罚附随后果的合比例配置;其次要严格把控企业犯罪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刑事合规的溯源治理方案,从刑罚源头断绝附随后果的产生;最后要以刑事合规为中心建立企业犯罪一体化规制机制,明确其在行政责任和社会性制裁中的激励效力,实现刑罚—行政责任—社会性制裁的融合规制。在提供有效规避刑罚附随后果的刑事实体法路径后,应同时构建法人犯罪后的前科信息查询、使用机制,避免在实践中因法人犯罪信息使用无序对企业造成次生伤害。

企业犯罪刑事责任论的基础与具体展开

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认定、处罚企业犯罪的核心问题,对企业刑事责任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企业犯罪的刑事防线提前或后移。传统的代位责任论坚持企业替员工受过的归责理念,在违反刑法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导致刑罚目的落空,不应采纳。企业是具有独立行为和意志的组织实体,通过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和意志使其成为企业延伸出来的“手足”和“意识”,故应根据组织体刑事责任论构建企业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将追究企业刑事责任的基础定位在企业自身,从企业的规章制度、文化氛围、宗旨等因素中认定企业犯罪的行为要素和罪责要素,实现企业犯罪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协调、企业犯罪认定的独立审查以及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正当性证明。

从入罪迈向出罪:我国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的交互耦合

自1997年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企业(单位)犯罪后,通过刑法修正案不断拓展企业犯罪圈,业已形成较为严密的刑事法网。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是企业不法与责任的一体两面,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交互耦合的实质属性: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质上系事后制裁向事前预防转化的回应性机制,属于企业犯罪归责原理的延伸或深化,是企业刑事归责的“否定”或“反面”。借由组织体责任论,确定企业犯罪是企业自身的犯罪,企业、企业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不同归责原则予以入罪,既能为追究企业犯罪的正当性提供理论依据,又能寻求借助刑事合规为企业“松绑”的实体法路径。有效的企业刑事合规建设,理应摒弃单纯依靠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对企业犯罪,通过贯彻外部激励与威慑和内部自警与自监并重等理念举措,推进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向事中监督和事前防范转变。

论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以企业合规为视角

近些年来我国企业犯罪呈现高发态势,除了有其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原因,还与我国传统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固有缺陷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在抑制企业犯罪方面后劲不足,在简单的事后惩治企业过程中还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治理模式上的诸多缺陷,与其先天的国家主导性、事后性、惩罚性等特点是相伴相生、密不可分的。在反思、检视这些缺陷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将域外企业合规制度视作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方式变革的镜鉴,推动我国传统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实现从国家单方治理转向国家、企业共同治理、从事后治理转向事前治理、从惩罚性治理转向预防性治理等多个方面的转型。

企业犯罪不起诉制度研究——基于中国检察网3318份不起诉文书的考察

企业犯罪不起诉作为刑事诉讼领域重要的改革试点,既是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表现,也是通过不起诉制度给予企业纠错、容错的程序机会,对于推动企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无论是企业合规制度的试点,还是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都缺乏对企业不起诉制度的运行现状、运行效果、制约因素和可能困境的深入研究。通过对企业犯罪不起诉司法实践的透视和分析,我国当前企业犯罪不起诉制度存在程序短缺、激励不足、辩护乏力、衔接不畅等诸多程序困境。对此,应当进一步增强诉讼程序制度供给,通过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增强激励机制、加强有效辩护、确保衔接顺畅等方面进行完善,实现企业犯罪不起诉制度的法治化。

论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模式之应然转变——以刑事合规为视角

近年来,企业犯罪一直处于高发态势,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存在的缺陷值得检视,模式如何进行转变值得深思。刑事合规所倡导的刑事法规与企业共治的模式可为我国企业犯罪治理借镜。刑事合规是指企业为避免企业员工犯罪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与实害,参照刑事法规并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制定和有效实施的,刑法予以认可并激励的措施。须明确,刑事合规的执行需要刑法对其归责模式进行一定改变,并配合相应的企业内部措施,二者有机结合方能实现更佳防治效果。

企业犯罪惩治中两元化刑事政策的构建——基于企业犯罪惩治负外部效应克服的思考

面对日益严峻的企业犯罪态势,加强刑罚力度是应然选择,但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也是应当考虑的问题。安然事件之后,美国企业犯罪的刑事政策呈现出个人责任与企业本体责任相背而行的趋势:一方面显著加强个人责任,另一方面针对企业的缓起诉大量运用。两元化刑事政策不仅实现了报应和正义,而且克服了刑罚的负外部效应。此外,企业缓起诉的运用推动了企业合规计划(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的建立,实现了犯罪预防由单纯的刑罚惩罚转向刑罚和企业自我管理并行的两元化预防模式。这样的制度是否值得借鉴、如何借鉴是我国刑法学界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

企业犯罪预防中国家规制向国家与企业共治转型之提倡

严峻的企业犯罪态势提出一个问题,即单一的国家规制是否可以有效预防企业犯罪。虽然理论上莫衷一是,但刑罚规制本身的效用应当得到承认,问题在于规制手段的单一化使其规制效果难彰,因此需要其他手段的功能补给。现代公司治理中的企业合规计划是一个重要的替代模式。企业内控在我国仅在位阶较低的行政规章中有所涉及,企业合规的推行需要刑法的担当,合规治理中的人身权边界问题也需要加以应对。

企业适法计划与企业犯罪预防

企业犯罪原因的多元性特征意味着,有效地预防企业犯罪,必须注重企业本身的自觉与努力,这构成了企业适法计划存在的理论基础。企业适法计划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正得到政策决策者越来越大的重视,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了法定的辩护理由或者判断企业刑事责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虽然在理论界对于企业适法计划存在着否定性的意见,但是针对不同犯罪人与不同犯罪的具体分析,企业适法计划对于预防企业犯罪是有着积极的预防作用的,尤其是在企业过失犯罪与企业中下层人员实施犯罪的场合。

企业犯罪司法轻缓化背景下我国刑事司法之应对

由于对应否承认企业的犯罪主体资格在立法上存在不同看法,导致认定企业犯罪在理论上面临诸多困境。当前,境外对企业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开始松动,呈现出明显的轻缓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企业犯罪暂缓起诉程序兴起,二是以企业建立刑事合规计划来替代刑罚。当前我国针对企业犯罪的刑事司法也呈现出轻缓化的导向,未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应继续顺应此趋势,明确刑事合规计划在企业刑事责任认定方面的作用,构建企业犯罪暂缓起诉程序。

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在企业犯罪中的应用及其启示

国家主导的刑事诉讼的方式因其严厉性对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震慑力,然而其所造成的负外部效应亦不容忽视。美国的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对于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其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设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的统一,然而该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对象不平等、检察官的权力过大等局限性。借鉴美国的立法司法经验,以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为基础,尝试构建企业审前转处制度,从而在发挥制度分流以及制度激励效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发展。

恢复性司法理念在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中的引入与运用

对企业犯罪进行以合规为核心的附条件不起诉有望成为未来企业犯罪治理的一种重要模式。恢复性司法理念在“补偿”与“预防”的基础上增加了“恢复”的元素,与企业犯罪治理具有契合性,能够为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制度设计提供理念上的指导。恢复性司法在企业犯罪治理中的侧重点可以归纳为“激励”,在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方面强调企业的补偿责任,在修复原有的社会关系方面鼓励多方共同参与,在降低再犯可能性方面重视企业合规整改。应当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在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中构建相应的恢复机制,包括合理的补偿机制、多元化主体的参与机制和有效的合规机制。

企业犯罪控制的理论探索与具体路径

企业犯罪是典型的单位犯罪,制度的不完善、社会转型时期的失范以及利益的冲突是企业犯罪的主要成因,基于企业犯罪行为的谋利性和企业犯罪行为的明显理性,因此建议借鉴犯罪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控制企业犯罪行为,主要路径是提高企业的犯罪成本、降低企业犯罪收益、消除企业犯罪情境和增加企业合法收益的机会。

论公司、企业犯罪情报的集成分析

公司、企业犯罪情报的集成分析是在信息集成分析理论的指导下,将大量零散的与公司、企业犯罪有关的信息加以集中、比较和重新组合从而发现新信息的过程。它以信息的联通为基础,以犯罪情报的交流、资源、方法、技术和模式为分析对象,较好的解决了传统犯罪情报分析方法面对海量信息无所适从的难题,是一种面向应用并且只有在网络环境中才能实现的分析模式。其具体过程是由元素自集成分析到感应集成分析再到体系集成分析。

论我国公司、企业犯罪刑罚体系——以不增设刑种为视角

为预防和打击公司、企业犯罪,许多学者提出增设公司、企业刑罚种类,并以此解决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适用于公司、企业的罚金确实存在某种缺陷,但其法律责任体系不存在问题。我国犯罪界定模式也决定了不能借鉴外国的立法模式,即所谓的设置多种刑罚来惩治公司、企业的犯罪行为,而应该运用各种法律责任来综合治理。

论公司、企业犯罪情报体系与内容的构建

公司、企业犯罪情报是反映公司、企业犯罪现象及其规律特点,并可以作为侦查决策依据的信息。公司、企业犯罪情报体系是侦查部门为适应现实需要而建立的,以人的智能为主导,以信息网络为手段,以提高侦查能力为目标的情报支持系统。公司、企业犯罪情报汇聚并整合了公司、企业的身份、经营、监管等方面的信息,为打击和防范公司、企业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立法的内容构建

近年来,企业合规逐步走向刑事领域,成为企业犯罪治理的最优选择。为融入世界企业合规的大环境,满足企业犯罪治理的需求,我国亟须通过立法建构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未成年附条件不起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合规试点的运行经验上,从制度设计和程序规制两方面建构中国特色的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美国适用缓起诉协议打击企业犯罪初步研究

美国的缓起诉制度产生于20世纪中期,主要适用于青少年犯罪,以使其免受犯罪污名。1992年,美国司法部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证券诈骗案中首次与被告签订缓起诉协议,开创了适用缓起诉协议打击企业犯罪的先河。由于缓起诉制度有利于防止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社会效果显著,美国检察官与企业达成的缓起诉协议日渐增多。缓起诉协议通常包括交纳罚金、上缴犯罪所得、认罪、提交证据、协助调查、改善内部管理、加强外部监督和特别给付等内容。

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

企业犯罪的有效治理——美国企业缓刑制度的发展与借鉴

以企业罚金刑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犯罪监管机制,既不能实现对实施犯罪的企业进行改造的目的,也难以预防企业犯罪的发生。因此,美国构建了企业缓刑制度,从企业组织结构层面重新认识和处理企业犯罪。企业缓刑制度使实施犯罪的企业在法院主导下以合规计划等手段进行结构改革,在改造的同时为企业提供重返市场的机会,并激励其他企业主动实施合规计划、优化内部治理,从而实现了对企业犯罪的有效监管。有鉴于此,可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引入企业缓刑制度,并以合规计划为主要手段,形成对企业犯罪的有效预防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