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机制”还是“掏空行为”:超额聘任独立董事与企业环保投资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属于一种“监督机制”;超额聘任独立董事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和大股东掏空行为来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在重污染行业、两职合一以及独立董事薪酬较低的企业中,超额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环境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

文章以201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描述中环境事项文本信息披露的视角,来探究环境相关信息披露对企业未来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环境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多,企业未来环保投资规模越大,且信息不对称会弱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强化了高管环保意识,从而增大企业未来环保投资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不同环境规制标准、政府补助、媒体和分析师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融资成本样本中,差异化比较明显。另外,环境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使得企业未来环保投资增加,最终会提升企业绩效。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效合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关系型交易、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企业加强环保投资不仅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以2010~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关系型交易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其与政府环境规制这一正式制度在上述影响过程中的合力效应。研究发现:关系型交易会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且在该影响过程中,关系型交易与政府环境规制之间呈现显著的合力效应,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型交易和正式制度的政府环境规制互为补充,共同驱动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该合力效应还受到双方关系特征的干预影响,表现为企业的关系依赖性越强,关系越稳定,上述合力效应则越显著。同时,基于企业价值经济后果的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型交易驱动下的环保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尤其在政府环境规制较为严格时。

高铁开通会影响企业环保投资吗?——基于环境监管视角的分析

21世纪以来,我国高铁建设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等要素的传递。利用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衡量环境监管效率的变化,采用双重差分法,从环境监管视角研究高铁开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使沿线城市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规模有所提升,这一关系在新《环保法》实施后以及距离环保厅较远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高铁开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保意识较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较差的情况下更为显著。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为环境监管活动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的跨地区流动,有利于提高环境监管效率,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模式,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

双轮驱动下企业环保投资与ESG表现——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双碳”目标提出后,企业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已成为必然趋势,探究企业如何提高ESG表现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企业环保投资对ESG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环保投资提高了其ESG综合得分,在外部市场化进程和内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双轮驱动下,企业环保投资对ESG表现的提高进一步加强。同时,研究发现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ESG表现的提高存在“门槛效应”;考虑产权性质、环境规制和地区差异,企业环保投资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规制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对ESG表现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提高ESG表现的机制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种命令型环境规制,将生态环境治理纳入领导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是一项基于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文章聚焦于分析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层面环保投资的作用,选择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探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在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地区,企业环保投资得到显著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深入分析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研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对于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企业环保投资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

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许多企业都加大了对环保方面的投资力度。环保投资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是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本文阐述了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意义,探讨了我国企业环保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企业环保投资策略,以期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市场机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抓手。文章选取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09—2017年的样本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扩大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高国际化程度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需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微观层面的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保投资规模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我国“双碳”战略目标下,环保投资已经成为企业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共赢的必然选择,环保投资效率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系统测度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采用非线性面板双门槛模型,从环保投资规模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得出结论:当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较低时,环境规制将有助于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提升;在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环境规制将对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水平产生抑制作用,为我国相关部门制定环境保护措施、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

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致力于强化地方政府部门权责与引导企业环境保护行为,选取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促进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并且形成一定的持续机制,但其效果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减弱。(2)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中央环保督察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水平。(3)非国有企业和高度行业竞争企业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更大,中央环保督察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减弱的阶梯型转变。有鉴于此,提出建立环保督察长效机制、强化地方环境治理责任,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增强环保督查结果运用、高效落实环境政策导向的建议,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机构投资者、内部控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本文从内部控制视角出发,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两者之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保投资和内部控制均产生正向影响;内部控制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地,从环保投资分类角度来看,相较于费用化的环保投资,机构投资者通过内部控制更能显著促进企业资本化的环保投资。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角度来看,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压力不确定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内部控制在压力抵制型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压力不确定型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长期价值、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建设,从而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

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该制度的出台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且企业政治关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解决了自选择偏差问题以及通过安慰剂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制度主要通过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此外,其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地方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

客户集中度、企业环保投资与绿色创新

客户关系是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呈“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呈负相关关系。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环保投资水平下,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即当环保投资小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当环保投资高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进一步基于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对重度污染行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度污染行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且仅在中度污染行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环保投资门槛效应。因此,企业应强化绿色创新理念,且与客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需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并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要高度重视中度污染行业的减排状况。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儒家文化与企业环保投资:文献综述

“双碳”目标下,环保投资既是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之一,也是推动中国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研究儒家文化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和儒家文化制度背景及经济后果研究两方面文献进行回顾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从非正式制度角度,研究文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1—2020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影响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路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正向影响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具有;相较于竞争行业,垄断行业中,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更能正向影响环保投资效率;相对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更能正向影响环保投资效率。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经验证据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强险”)政策是强化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建设、实现企业环境治理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基于我国2008-2020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强险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企业、区域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环强险政策有助于促进提高企业环保投资,这一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促进预防型环保投资、支持环境问题源头治理上,而对重在末端治理的治理型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明显。第二,环强险政策通过合规压力机制和激励引导机制的作用改善了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即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第三,环强险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国有和较大规模两类企业中。第四,环强险政策对位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环境监管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加快我国环强险政策的推广进程,同时注重针对企业属性、规模、区位等因素分类施策,形成政策激励与市场引导相结合、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有效引导企业进一步改善环保投资行为。

高管政治关联、环境监管模式变迁与企业环保投资

以2008—2020年度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具体效应,并探讨环境监管模式变迁对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环境监管模式变迁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环境监管模式变迁会抑制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验证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财政政策对黄河流域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果及优化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战略之一,基于减税降费、营商环境优化等现实背景,以黄河流域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财政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黄河流域企业环保投资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税收优惠比政府补助更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对黄河流域下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果远高于上游和中游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企业、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对上游和下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果远高于中游企业。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外部性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为引导黄河流域企业绿色发展以及财政制度的革故鼎新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促进黄河流域企业环保投资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