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赋能企业环境表现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强化“绿色审计”监督的关键制度保障。基于我国分阶段实施离任审计试点的自然实验事件,以“绿色审计”为主线,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离任审计的微观环境治理效用。研究发现,离任审计显著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水平;政府主要通过强化环境监管来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水平,且因地区审计强度、媒体关注度和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产权性质差异,离任审计会对企业环境表现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建议充分发挥政府生态治理效能,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凝聚“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协同治理合力,在“绿色审计”中书写生态文明建设高分答卷。

党组织嵌入会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吗

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董事会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环境表现,但党组织嵌入监事会和管理层未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对弱环境制度地区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或治理参与机制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分析师关注能否改善企业环境表现?

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表现,是通过监督治理机制促进企业环境表现改善,还是业绩压力机制抑制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文章使用2008—2019年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分析师的监督治理效应大于业绩压力效应,分析师关注使企业为获取环境合法性认同而积极改善企业环境表现,以期为加强分析师行业发展、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实证数据支持,为企业改善环境治理提供借鉴。

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并分别从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改变度量指标、考虑滞后反应、进行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的动机而倾向于降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而本地调任官员出于对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环境治理。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视角探讨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决策模式和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环境影响研究

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于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环境表现的视角研究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的非经济性后果。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后,企业的环境表现会有所下降,但这种现象只在政府环保补贴少的企业和环境监管力度弱的地区中存在。上述研究从环境表现的视角提供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后果的经验证据,对丰富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认识、更好地完善民营化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内生互动视角下企业之间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基于供应商—客户数据的分析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的环境表现数据,试图考察供应链背景下企业之间进行环境治理的动机和效果。针对环境风险会沿着供应链向下游企业传染的现实,论证并测度了客户对供应商的环境诉求和环境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客户环境表现对供应商环境表现存在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在客户相对于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强时更显著;客户可以通过契约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促进供应商改善环境治理。此外,客户积极推动上游供应商改善环境表现后,能够得到下游客户和市场投资者的良性反馈。本研究尝试探讨市场化环境治理的新路径,对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抵制与前进:美国有毒物质清单制度的真实图景与启示

中国已建立多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目前还正在试验移植有毒物质排放与转移信息公开制度。但现有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大多实施状况不佳,有毒物质排放制度能否成功移植也存在疑问。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是全世界第一个有毒物质排放与转移信息公开制度,不但确立了制度基本框架,还展示了一个颇具启发的实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环保署既需要加强制度落实、又需要不断弥补制度缺陷,更需要应对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声音和阻碍。特别是负担削减计划的事件演进,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制度实施图景和角力过程,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