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随着宏观环境波动,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大,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渠道机制值得关注。基于沪深A股2013—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经验证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具有积极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在投资者保护度较低、非国有企业以及企业成长性较高时该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客户集中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整个路径和前半路径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由此,提出政府应考虑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引导企业建立风险应对机制、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金信用机制等政策建议。

企业现金持有决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是人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与世界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不同,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存在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的现象。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企业现金持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最优现金持有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融资约束减轻或技术创新加快时,企业将现金分配于劳动要素的激励提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二者的负相关关系被强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以及劳动偏向型技术创新不足是分别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激励不足的重要原因。以上结论为理解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以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供了有益思考。

会计信息质量、货币政策与企业现金持有量

本文以2012—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会计信息质量与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量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在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现金持有量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现金持有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企业现金持有量会受到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趋紧时增加,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宽松时,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现金持有量的负相关性更强。

企业现金持有与股东财富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现金持有与股东财富之间的关系出发,对两者的关联性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对企业现金持有进行分类,明确其在抵御财务风险和捕捉投资扩张机会中的关键作用。随后,探讨了股东财富的构成、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进行测量和管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现金持有如何影响股东财富,以及现金持有对股东财富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实证研究,对企业现金持有与股东财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通过这样的研究,旨在为企业提供更科学、更有效的现金管理和股东财富管理策略。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现金持有——以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的分析

在我国优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背景下,本文以各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后企业的现金持有显著增加。机制分析发现,改革后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并拥有更多投资机会,因此它们基于预防动机增加了现金持有。异质性分析发现:(1)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年限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最大,进驻部门数量次之;(2)改革显著增加了企业对现金而非现金等价物的持有;(3)改革对高融资约束和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现金持有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改革后:(1)企业边际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提高;(2)企业新增投资额增加,投资不足缓解;(3)企业的整体市场价值增加。研究表明,政府职能是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本文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更好地协调“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共同增进社会福利具有一定的启示。

企业现金持有与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关系研究

企业现金持有和财务报告透明度是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领域的重要议题。现金持有作为企业流动资金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而财务报告透明度则涉及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及时性,对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决策和信任形成至关重要。本文旨在探讨企业现金持有与财务报告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它们对彼此的影响。

超额控制权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家族创始人控制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动态权衡理论,选取2007年~2017年中国沪、深A股家族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超额控制权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内在影响。研究结论显示:(1)家族超额控制权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2)而家族创始人控制能够有效的抑制家族超额控制权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超额控制权的影响之后,进一步研究发现:(3)与非创始控制家族相比,创始家族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低于非创始家族。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在微观治理层面,进一步证实了家族超额控制的“寻租观”,与此同时也揭示出,创始人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高管的银行背景、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

本文分析高管的银行背景是否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决策,以及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3-2013年的数据,检验发现,那些聘请具有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高管的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现金持有水平和更快的现金持有调整速度。相对于国有企业,高管银行背景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在民营企业显著更强。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社会资本在促进企业发展中的具体运行机制,为上市公司做出更优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会计稳健性、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

本文选取2007-2016年国内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会计稳健性、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并重点分析了会计稳健性对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本次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现金持有显著正相关;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显著正相关;会计稳健性能够显著增强融资约束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作用。

产业政策、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持有

近年来,宏观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不断增多。本文以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持有的关系,预期为宏观政策环境对企业的微观影响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持有是正相关关系,产业政策抑制了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相关研究,同时为改善企业行为活动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高管薪酬、企业现金持有与创新绩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如何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对促进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以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法,考察了高管薪酬、企业现金持有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2)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企业现金持有在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存在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政策、保持合理现金持有水平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实证研究——基于预防动机与投资机会捕捉动机视角

文章以我国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能够提升企业的现金持有,主要体现为预防性动机和投资机会捕捉。基于预防性性动机,发现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时候,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投资机会捕捉动机,我们发现在行业竞争更不激烈的时候,即未来潜在投资机会更多的时候,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债务异质性、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

现金持有已经成为现代企业重要的财务战略决策。本文依恃债务异质性假说,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债务异质性、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基于路径分析法探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另一微观因素。研究发现,债务异质性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由于异质性债务治理效应的差异,金融性债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而经营性债务却提升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债务异质性的研究内容,为优化企业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是否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企业研发创新行为视角

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9-2017年823家民营制造企业相关数据,探讨风险投资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高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高研发投入企业将持有更多的内部现金以应对未来资金需求。风险投资能够通过积极有效的参与,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融资环境,从而降低高研发投入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该作用在小规模、低关注度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战略差异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旅游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7—2020年旅游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即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更强,这一结论在替换现金持有度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后依然成立。对其中的具体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旅游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使得其持有更多的现金。本文进一步考察战略差异程度,发现企业的战略差异程度越高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越弱。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现金持有调整——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权衡理论,探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现金持有间的关系,并再次剖析数字金融的“校正错配”功能。在此基础上,选取2012—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加速企业现金持有调整速度,并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这与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协同发展紧密相关。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对数字金融发展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再度证实了数字金融对于缓解传统金融“领域错配”“属性错配”与“区域错配”所具备的积极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释企业因融资约束及代理成本而增持现金的行为。研究结论对于引导数字金融发展方向,指导企业现金持有动态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现金持有动态调整决策机制研究——基于管理层能力的视角

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动态权衡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能力与现金持有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能力强的管理层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动态调整速度,并且在现金持有向下调整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能力强的管理层是通过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来降低企业现金持有动态调整速度的;能力强的管理层超额持有现金并不会损害股东利益,而且有助于抓住优质的投资机会。这一结论丰富了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的研究成果,对指导管理者制定企业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策略、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管金融联结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研究高管金融联结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管金融联结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与不存在高管金融联结的企业相比,存在高管金融联结的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的高管金融联结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负向影响更弱;与处在金融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相比,处在金融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高管金融联结对现金持有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弱。高管金融联结主要通过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两个机制来影响现金持有水平。本文从高管关系特征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丰富了关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现有研究。

不同产权属性下企业现金持有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税收规避的视角

在会计领域,税收规避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焦点,通常认为税收规避产生的经济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股东财富,二是增加企业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两个后果都会通过现金持有水平体现出来,并且不同的企业产权属性具有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对税收规避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相关性也会带来影响。对税收规避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相关性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基于此,文章以税收规避为视角,选取2012—2017年期间国内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产权属性下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要素进行分析。

疫情之下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市场反应影响研究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事件切入点,运用事件研究法,以采矿业上市企业为对象研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对市场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对采矿业上市企业累计收益率影响在事件发生日15天后才开始略有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低,对市场反应影响为正向,但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