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面板数据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也存在差异。以山东省为例,利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函数,探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政府直接资助相比较,间接资助更能促进企业研发产出。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基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在检验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产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产权类型、企业规模、R&D资本存量和知识存量等变量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直接补贴资助对企业新产品产出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企业专利产出无显著影响;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新产品和专利产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并且三种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在不同特征企业上呈现出一定差异。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好的区域,三种资助方式对企业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都越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企业的规模、性质、生命周期、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逐步完善以税收优惠为主、直接补贴资助为辅,多种资助方式协同的政策工具组合。

政府科技支出影响企业R&D投入与产出的动态轨迹探析——基于广州市2004-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广州市2004-2014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政府科技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市的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和企业专利授权项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而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R&D投入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广州市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研发产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广州市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存在明显的结果导向。据此,我们提出从结构上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比例;从政策上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建议。

产品市场竞争、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06—2016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这种外部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而产品市场竞争会削弱两者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和创新效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薪酬差距抑制了高管的在职消费,但产品市场竞争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果;较高的研发投入会带来较高的研发产出,且外部薪酬差距会增强企业创新效率,而产品市场竞争会削弱外部薪酬差距的这种正面激励效应。

税收优惠影响我国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税收优惠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公司的研发创新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表明所得税和流转税的降低均会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公司的研发创新投入和产出产生推动效应,且从整体宏观的层面看,流转税的效果更为明显。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企业因为行业、资产规模、毛利率等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的不同,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所得税和流转税对推动服务业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效果均好于制造业。本文为未来针对税收优惠和企业创新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为政府开展新一轮的减税降负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基础。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然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财税政策研究落地体系建设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基于2008-2021年2352家上市公司的5635个样本数据,构建非平衡面板模型,系统检验了所得税费用减免优惠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发现所得税费用减免优惠能显著提升企业研发产出水平。为了进一步考察所得税费用减免优惠与企业研发产出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针对不同的企业研发水平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明所得税费用减免优惠针对研发产出水平较高和较低的企业影响最大,而对中等研发产出水平的企业影响较小。这意味着现有优惠政策还需进一步优化;同时区分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不同类型的专利产出以探讨所得税费用减免优惠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所得税费用减免优惠对实用新型和发明影响的产出影响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