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在“双碳”目标导向下,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推动企业进行碳减排。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碳排放强度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企业、重污染企业及国有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更显著。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社会责任意识对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