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

企业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以往研究重点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效率问题,现实中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普遍存在,对于这些非效率社会责任投入的成因和治理,目前理论研究鲜有关注。文章借鉴公司治理的核心手段—激励和约束制度,分析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的影响,利用2012—2015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较低水平高管持股加剧了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较高水平高管持股表现出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的治理作用;较高水平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的共同实施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具有显著的综合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履行在目前阶段主要依靠约束机制,股权激励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才能发挥预期的治理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债务融资与非效率投资

经典MM理论主张,资本市场是完美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公司从内部和外部途径获取的资金成本无差异,即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公司可以将取得的资金投资于所有NPV>0的项目,不存在影响投资效率的情况。作为发布非财务数据的主要形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投融资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站在非财务信息视角下,进一步探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否通过债务融资影响非效率投资。

内部审计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佳吗?——质量与效率双重视角

基于质量与效率双重视角,本文检验并分析了内部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质量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但内部审计效率却与之相反。机制检验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和信息透明度是内部审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渠道,同时内部审计质量能够增强社会责任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作用。基于经济规模和企业内外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资源禀赋越强、宏观经济环境越好、董事财会经历越丰富和投资者关注度越高,内部审计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补充了内部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影响机制的经验证据,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和实践价值。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风险承担与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解释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以拓展战略性慈善行为推动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创新投入;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发挥中介作用;CEO二元性、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和股权制衡度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促进作用。本文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从伦理层面拓展到战略层面,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和创新战略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

资本市场中,融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投资行为选择及投资有效性。因此,探究如何通过企业经济行为缓解投融资机制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加剧两权分离、融资约束及提高代理成本等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恶化;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有效缓解非效率投资行为,显著抑制股权质押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但对股权质押与过度投资关系的缓解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地,将投资项目分类进行回归并发现,股权质押导致企业对技术资产的投资显著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显著减少。企业可从规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提高社会责任表现两方面入手提高投资有效性,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新的途径及理论支撑。

企业社会责任抑制非效率投资了吗——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途径。文章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连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并结合异质性分析来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和非效率投资三者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能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和缓解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非效率投资关系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应呈现出较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社会责任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加敏感。研究结果从企业长远发展视角出发,丰富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和社会责任战略管理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实现质量强国,加快我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社会责任、创新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分析

论文通过选取设备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创新投入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这一关系不受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的划分影响。此外,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财务绩效,但其调节并增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作用,尤其当创新投入与内部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的目标保持一致时,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然而,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研发投入对其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够显著。通过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论文为理解企业在不同利益相关者视域下的社会责任和创新投入如何影响财务绩效提供了新的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贴与研发创新效率研究

创新是企业发展动力之源与核心竞争力。在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背景下,本文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基于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按照投入—产出—效率的思路将企业创新划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绩效三个维度,探究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贴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绩效。(2)政府补贴是企业社会责任提高研发创新效率的内在机制,在企业社会责任提高研发创新效率中具有中介效应,即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提高政府补贴进而促进研发创新效率提高。

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投资效率

投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之一,高效率的投资往往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而非效率投资则往往会造成企业有限资源的浪费,进而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到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此,本文梳理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并借助资源依赖理论论证了二者间的关系,发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树立正面的社会形象、赢得良好声誉,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等的不利影响,进而显著影响其投资效率。鉴于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最后从政府、企业、社会的角度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使用python爬取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其中的作用。实证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减少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而缓解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区域以及民营性质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异质性影响——基于非效率投资的调节作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虽有利于提升市场声誉,但有时也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行为体现。本文基于非效率投资,探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正“U”型,且在国有企业和高社会信任地区更加明显,而非效率投资在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要充分考虑管理者的作用,依靠完善的决策机制和各方的监督最大化降低主客观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基于内部治理传导渠道

文章运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与和讯网社会责任评分,探讨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渠道。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通过加强内部治理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同时提升企业的实业投资效率与金融投资效率。这一研究结果为我国微观经济实体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

文章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基于经济方面和基于政治方面的政绩诉求会干预企业投资行为,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在上述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有所减弱。进一步研究显示,民营企业中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共同富裕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研究——以数字经济核心企业为例

以2016—2021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履行社会责任对数字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企业以“共同富裕”为策略进行社会履责能提升投资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是该提升效用的传导路径之一;进一步检验发现在数字经济企业受到外部更多关注时这种提升作用更显著。验证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履责的适用性,为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如何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角度探讨年报问询函及其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问询力度越强,即问题数量越多、问询次数越频繁、问询语调越负面,越有助于发挥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水平、投资者关注和媒体负面报道会强化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治关联会削弱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论既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又为我国非行政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增添了新证据。

管理层能力、创新效率与企业社会责任——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为提高发展质量、适应新市场环境积极创新、承担社会责任。本文以201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及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与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企业创新效率在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影响更为显著;企业创新效率在管理层能力对社会责任细分指标影响中,仅股东责任及员工责任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数据要素非均衡分布与区域旅游企业生产效率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积极赋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快速融入区域产业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方面,而且深刻地改变着区域产业经济生产方式和治理模式。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呈现明显的区域非均衡分布态势。

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对制造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理论演绎、现象观察,以及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理论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对于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模型,并通过追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在特定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业绩复苏表现,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索了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对事件后企业业绩恢复概率的影响,且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对公司会计绩效和市场绩效都具有积极作用,即企业的净利润和股价会恢复得更快,其中,对政府的责任投入和对社会的责任投入对净利润的恢复作用大于对股价的恢复作用。研究结果还揭示出,企业前期的社会责任投入会改善或加强利益相关者关系,且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助企业渡过危机,最终提升组织韧性。

同行企业的社会非责任行为对焦点企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度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探究同行企业的社会非责任行为对焦点企业的社会非责任及社会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1)同行企业社会非责任行为既可以直接增加焦点企业社会非责任行为,也可以通过期望绩效落差间接增加焦点企业的社会非责任行为,即近墨者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存在;(2)同行企业社会非责任行为直接减少焦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但在没有达到期望绩效的样本中,它通过期望绩效落差正向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说明独善其身只存在间接效应;(3)政治关联增强近墨者黑的直接效应,而削弱独善其身的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