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信息披露双元动机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绿色形象的中介作用与价值认知的调节作用

ESG信息披露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如何通过激发企业ESG信息披露动机促进其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引起学界关注。基于动机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与环境心理学理论,构建ESG信息披露双元动机、绿色形象、价值认知与绿色创新绩效关系概念模型,以绿色形象为中介变量,以管理层价值认知为调节变量,探讨ESG信息披露双元动机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通过对254份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ESG信息披露的利己性动机与利他性动机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在ESG信息披露双元动机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价值认知正向调节ESG信息披露双元动机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结论可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指导,为政府制定ESG信息披露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内外部资源配置视角的横向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分析

以2008—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横向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从内、外部资源配置效应探讨政策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策对受偿地区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优化外部资源配置实现;经过PSM-DID、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对政策响应能力更强,政策对绿色创新数量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企业内部存在绿色创新挤出其他类创新的现象。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激发企业投资活力、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基于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路径,得到以下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作用机制上,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优化人力资本等路径,发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应;在异质性上,留抵退税政策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第三产业占主导地区的影响效应较强,且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在调节效应上,企业治理水平、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承担对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存在策略性倾向,留抵退税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此,建议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链条,加强政策联动机制建设,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制与实施策略研究

绿色并购具有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资源优势、速度优势等,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文章旨在深入探讨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实际案例的分析,揭示绿色并购在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和具体路径,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SG理念下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其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升级转型的关键过程。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依托跨界融合的创新思维,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实现广泛的绿色合作与连接,对其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7—2022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其企业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绿色专利数量的提升。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关系的理论体系,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

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基于中介效应视角

“双碳”背景下,随着国家提出构建市场导向全链条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我国企业开始逐步进行绿色转型发展,绿色创新是关键步骤。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时会面临融资约束、风险管理、技术成本等诸多挑战,研究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如何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总结梳理了现有文献中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路径,并提出相应评述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以供参考。

浅论股东网络助推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

股东网络为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促进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文章通过梳理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分析股东网络助推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路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税制绿色化如何赋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

基于2018-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保税负水平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环保税负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程度低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地区制造业企业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环保税负水平提高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环保意识水平、融资约束程度、政府绿色意识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可调节环保税负水平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

“双碳”目标下企业绿色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企业作为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的“主力军”,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压力,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是企业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借鉴国内绿色治理标准及相关环境法规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绿色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客观全面地反映企业绿色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帮助企业科学定量地评估其绿色治理成效,助力国家“双碳”目标顺利实现。

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针对利率市场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探究尚有可拓展空间。为进一步明确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能否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新动力,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计量分析模型,探讨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通过剔除部分影响因素、更改时间窗口和考虑时间滞后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还进一步基于企业的产权属性和科技属性划分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与效率提升,且稳健性较高;利率市场化显著改善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融资约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提升;利率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在不同产权属性和不同技术密集型属性企业之中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利率市场化对非国有企业、科技密集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提升作用更显著。为此,中国应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积极推广数字技术,同时积极发挥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势能,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提升。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

“宽带中国”试点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化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2 03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所有权、行业和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以及低环境规制城市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水平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表现为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以及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城市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显著;④进一步分析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总部对子公司绿色创新以及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全面理解“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赋能机理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了吗?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动力,绿色信贷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进行量化衡量,旨为绿色信贷政策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理、归纳近些年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典型事实后,基于2007~2019年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以受政策支持的绿色企业为实验组,未受支持的非绿色企业为控制组,利用PSM-DID模型开展准自然实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促进作用是通过信贷规模与融资成本两种渠道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分别细化了政策因企业区位、企业所有权、企业规模的促进作用程度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可供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数字技术可供性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可供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可供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可供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市场获利能力和促进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可供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中更显著。据此,建议强化市场导向,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部署低碳转型,打造绿色技术创新新引擎;聚焦关键领域,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以期为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供新思路和实践指引。

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地级市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且该结论经过PSM-DID及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强城市财政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3)微观层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作用更显著;宏观层面表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

红色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地理位置数据的研究

基于制度理论,并基于277个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地理位置数据,以2009—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会削弱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的绿色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是红色文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所在地公众环保意识更强的企业中更显著,而企业所属行业是否亲近消费者对此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有显著不同。研究结论从微观企业角度揭示了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为解决红色文化“本体论”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亦为政府部门重视红色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提供了管理启示。

环保信用评价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环保信用评价是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转型压力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以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资源获取对环保信用评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府监管环境严格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行业以及社会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明显。结论提供了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广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向善行为、助力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建设性作用。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