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试点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增长吗?——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的视角

采用2011—2021年我国A股8个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数据,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碳市场试点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碳市场试点对企业绿色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融资约束在碳市场对企业绿色投资影响中起到遮掩效应,风险承担在碳市场对企业绿色投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对于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碳市场对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为例

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问题,以201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数据源,运用SBM-DEA模型测量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污染排放量大、绿色投资效率偏低及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尤为明显;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反向调节作用,尤其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

政府补贴、公司治理与企业绿色投资的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生态环保力度的持续加大,各行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绿色投资,以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然而在企业绿色投资过程中,政府财政补贴及公司治理对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投资及其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现代公司治理则同样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对政府补贴、公司治理与企业绿色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更好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促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从环境税的角度,探讨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运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2008-2013年的经验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对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进行了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位数能够更全面的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方法与最小二乘法使用残差平方和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相比,不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估计结果更为稳健。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表现在:1从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投资额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税额的不断提高,企业绿色投资额也会随之提高;2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即低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高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呈递减趋势;中间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并呈递增趋势。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1环境税的出台具有积极的意义;2环境税的相关法律制定要注意因企业制宜,考虑企业承担能力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本文研究结果为环境税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环境税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绿色投资降低了股价波动性吗?

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下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不仅是对环境责任的履行,也是稳定投资者信心、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这一独特异象的有效手段。有别于以往多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媒体监督、公司透明度等角度探讨股价波动或崩盘风险预防因素研究,文章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责任者的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手工收集的绿色投资数据与测算的股价波动性数据相结合,从绿色投资这一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独特视角出发,基于控制函数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绿色投资与股价波动性的关系,进一步创新性地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利用因果中介分析模型识别了绿色投资通过信息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股价波动性的因果机制,并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和不同市场化程度下企业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显著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2)存在企业绿色投资—信息环境改善、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股价波动性降低的因果链条;(3)存在产权异质性,即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更大;(4)不存在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区域异质性,即归属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建议,为降低股价波动性、促进股价平稳运行,企业应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需进一步强化绿色投资意识,同时政府应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降低投资者获取企业绿色投资等环境信息的成本和难度。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并以2011—2019年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二是融资约束在政府绿色补贴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间发挥中介效应。三是在内部自我约束上,政府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外部环境约束上,政策效果则在中度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在加强绿色补贴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的异质性,为绿色投资创造更为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充分发挥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投资

选取2011-2017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绿色投资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高管持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低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能够发挥利益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提高绿色投资;当高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会引发壕沟防御效应,削弱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考察外部环境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下减少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但政府环境规制下扩大了两者间的利益趋同效应。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投资

绿色发展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举措,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绿色投资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基于2008~2015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QFII)、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考虑到股权特征因素后,结果发现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推动作用将被削弱。该研究为如何提高企业绿色投资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相关政策制度提供了实证支持。

媒体关注、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投资

文章以上市公司绿色投资为切入点,选择媒体关注与政治关联为分析对象,讨论了媒体关注和政治关联在企业微观层次中能否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尤其是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环保绿色投资行为并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承担。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大量证据跟踪表明政治关联与媒体关注都会对企业的绿色投资决策施加压力,有效地影响了企业投资行为,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外部公司治理的作用。同时,相关文献中较少涉及政治关联和媒体报道发挥公司治理内在机制问题,文章在完善机制的过程中创建了一个新的框架结构,解释媒体关注与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促进绿色投资。但是调动绿色投资的积极性离不开政府的环境管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及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是我国政府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在绿色经济背景下,行业、地区、国家等中宏观层面的绿色投资研究成为一大趋势。但是企业作为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的微观主体,也应是资源节约和污染治理的主体,是环境规制的直接作用对象。故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以污染主体—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能否有效促进绿色投资,使得分析结论更加具体和可靠。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有效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比较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最为明显。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如何影响绿色投资?

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会影响绿色投资。利用2011—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从企业年报文件中提取信息,测度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检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制造业企业、低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控点”企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减少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不可逆程度均会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绿色投资的影响,为降低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以增加绿色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发展、债务期限结构与绿色企业投资

本文筛选出2010-2015年A股260家绿色企业作为样本,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项目的长期回报性使其依赖于长期资金的支持,而长期债务规模增加能缓解绿色企业投资的期限错配问题,对绿色企业投资产生投资增长效应;绿色金融发展既能产生直接的投资增长效应,促进绿色企业投资,又能通过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偏向效应,缓解期限错配问题,产生间接的投资增长效应。

环境治理垂直改革的效果、基层机制与影响因素

环保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孰优孰劣,能否兼顾二者的优势,涉及到各级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间的权力配置与权责划分。本文以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作为外生冲击,分析了环保权限部分上收及执法重心下沉所发挥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改革显著促进了地方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并改善了地区环境质量。在机制检验中,省级环保部门监管能力与基层环保部门独立性的同步增强,提升了地区环保执法力度,进而实现了治理效应。在影响改革成效的约束性因素分析中,地方政府具备较强环境治理动机、面临较低的税收依赖,以及企业的国有属性、面临更小融资约束均会提升地方政府及污染企业对改革的配合意愿,从而增强改革效果。本文从微观企业投入视角验证了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基层治理效应,回应了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利弊的理论之争,为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在基层环境治理中如何分工协作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