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导向、创新与企业表现的关系——基于中国服务业的实证研究

市场导向的采用可以产生良好的企业表现等命题已被广泛接受,然而,二者之间具体关系的实证分析尚还不足,尤其是中国服务业中二者的具体关系研究几乎空白。本文以中国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市场导向、创新与企业表现关系的假设模型,根据570个服务企业样本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服务业中市场导向是通过创新的介入与递推而对企业表现发挥作用的。因此,中国服务业企业在市场导向的应用过程中要注意对创新活动的支持,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ESG表现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随着我国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对企业ESG表现的研究日渐深入。在对相关研究热点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发现:企业ESG表现内涵尚不够明确、ESG表现评级缺乏对质量的重视、缺乏数字经济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综述企业ESG表现的相关研究,对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概念和度量方式进行辨析,总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尚不充分,仍需在ESG评级体系、研究动因与研究后果等方面深入探索,进而推动企业ESG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表现: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增长新的驱动力,但其能否进一步改善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表现,助推“双碳”目标实现?以2012—2021年华证ESG评分披露的2 90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ESG责任表现,尤其可以提升其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两方面表现,且云计算技术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贡献最为突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并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故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责任表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与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结论基于数字化视角可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目标提供启示。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ESG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股东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企业ESG表现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水平及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即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信息效应及治理效应;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总体上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但二者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动态的“潜力滞后—缓慢释放”的非线性变化轨迹。绿色金融发展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化转型在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间起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为遮掩效应;数字化转型导致绿色金融对企业ESG的推动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缓慢释放。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低组、金融基础较高组、重污染行业与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绿色金融同群效应显著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ESG表现同群效应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但对财务绩效短期无显著影响。

风险投资与企业ESG表现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ESG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风险资本作为一类特殊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ESG决策和行为存在重要影响。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风险资本的“逐名”假说。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资本联合、风险资本声誉较高、风险资本有外资背景等因素显著地抑制了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强化政府对风险资本的正确引导,以及企业提高ESG表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ESG表现的就业效应分析——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机制,提出了企业ESG表现可通过财务支持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对就业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该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改善可以显著提升就业水平。调节效应表明,投资者关注度在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市场竞争程度进一步增强了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成熟期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非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改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

随着首批两项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的正式发布,如何提升企业ESG表现以推进可持续发展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热点议题。利用沪深港通交易机制提供的准自然实验环境,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通过提高标的企业市场关注度和优化投资者结构改善企业ESG表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且该政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具有较高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中更明显。此外,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可强化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研究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证据,也为当前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探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与企业ESG表现

如何全面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起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会随着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的上升而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同时,该促进作用在污染排放量高的企业中也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能够通过减少企业代理问题提升企业ESG表现。此外,论资排辈问题会降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企业社会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通过揭示独立董事求学经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提升企业独立董事决策和咨询能力、促进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以及通过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行业协会关联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剖析行业协会关联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关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且关联强度越高、关联层级越高以及担任会长的行业协会关联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关联通过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提高管理层诚信以及抑制高管负道德行为等传导路径提升企业ESG表现,且这种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无政府关联企业、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分析师关注提高了企业的ESG表现吗

以2011-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分析师关注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信息透明度低和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分析师外部监督作用发挥的直接效应和其信息中介作用吸引的特定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间接效应协同发力,共同促进了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关注在提高企业环境和治理分项得分方面的表现突出。此外,分析师调研以及调研过程中的绿色关注都对企业ESG表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证实了证券分析师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也为政策制定者构建企业ESG相关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该文从技术领域视角识别出与数字经济相契合的专利,构造了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指标,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绿色转型、提升内部透明度和改善管理运营模式来改善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位于数字经济行业、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和R&D经费投入强度高的地区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同时对于采取了两职合一且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数字鸿沟对企业ESG表现分别存在正向和反向的调节作用,企业的ESG表现还能改善由数字技术创新所导致的就业破坏.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企业绿色发展的视角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环保认知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通过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高管环保认知能够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ESG表现;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会削弱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媒体关注可以促进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拓展了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机制研究,为推动上市公司践行ESG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ESG表现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ESG也逐渐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本文选取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企业ESG表现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缓解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检验表明: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缓解作用在成长期、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有助于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

绿色信贷政策、ESG表现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举措,对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升级大有裨益。与此同时,ESG概念的提出明确了企业发展需着重考量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三方面的表现,即企业ESG表现也将作用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因此,论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的高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ESG表现视角,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促进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区分企业负债水平后发现,相比于低负债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加快高负债污染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2)绿色信贷政策会提升高污染企业的ESG表现,企业ESG表现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效果;3)在深入探讨企业融资约束和商业信用程度的异质性是否会影响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时,发现相较于面临弱融资约束和拥有高商业信用的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促进面临强融资约束和低商业信用的高污染企业调整资本结构。因此,探讨绿色信贷政策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对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推动高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

高管薪酬、独董比例与企业ESG表现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综合反映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的ESG表现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之一。文章以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薪酬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高管薪酬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企业的独董比例作为调节变量,加强了这种正向的促进关系。本文为企业重视高管薪酬设计,提升企业ESG表现,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管理启示。

企业ESG表现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

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企业的ESG表现逐渐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以2011—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研究ESG对于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对于资本市场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股价同步性,对于经营业务复杂的企业ESG对股价同步性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果为ESG表现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