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装备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使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适当提高股权制衡度、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股权激励模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基于代理成本中介和股权集中调节的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2010-2015年234家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探讨了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相比,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显著,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代理成本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会弱化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同时也会弱化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强度。

数字金融能否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中国企业经验证据的研究

数字金融已经成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新动能。选取我国A股企业2012—2020年数据,运用中介模型和工具变量法,从融资约束、债务融资成本及金融错配等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及其传导路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数字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数字金融能够通过融资约束、债务融资成本及金融错配等间接路径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建议缩小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差异,进一步挖掘数字金融的发展路径并加强数字金融的监管力度。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干预的视角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尽管已有一定规模,但在质量上却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技术含量不高、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等方面。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表现为短期规模扩张过度投资和长期技术研发投资不足同时并存的机构性投资问题。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动因,因此应当在中央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改进的同时,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和优化行为,进而改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投资路径选择,提升产业的发展质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连锁董事网络和企业非效率投资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为刺激经济持续发展,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更加频繁。该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强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连锁董事网络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内在机制之一;提高管理层治理能力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正向作用,融资约束能力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独立董事网络程度中心度和风险承担水平反而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稳定性,但在面对外部环境对政策发生变动时应及时、准确进行修改或调整,同时加强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及时对宏观运行机制和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企业应该充分发挥连锁董事网络作为企业与外界交流的桥梁作用,要充分利用其信息和资源优势,准确把握投资机会,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管理层治理能力,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能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吗?

以2013—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探讨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能够显著地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具体来看,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对企业投资过度未有显著影响,但持股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投资过度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投资不足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缓解企业投资不足;当证券分析师和买方机构投资者进行联合调研时,更有利于缓解企业投资不足。本文拓展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关注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类型的异质性,对于改善我国普遍存在的投资不足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会计信息化、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选取2012—2017年深沪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企业信息化、内部控制有效性以及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会计信息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会计信息化能够显著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

金融关联、负债融资能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文章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关联、负债融资能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负债融资能力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但会促进企业的投资不足;金融关联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同时改善企业的投资不足;金融关联能够有效增强负债融资能力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金融关联能够有效改善负债融资能力对企业投资不足的促进作用。

放松卖空管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依据"股权融资渠道"理论、"迎合渠道"理论以及卖空机制的治理效应,提出了放松卖空管制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几种假设。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数据,借鉴Richardson(2006)的模型对我国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假设并利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卖空机制会加剧企业投资不足但对企业投资过度则没有影响的结论,提出在完成供给侧改革前可以暂缓放松卖空管制的建议。

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研究

现代化的社会里,在有关于公司的财务研究中,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包括公司股东利益在内的市场宏观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许多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多角度的研究如何防止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文章重点研究讨论如何运用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为了能为防止企业非效率投资开辟新路,文章将结合公司的数据进行验证。文章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方法,为治理企业非效率投资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益于投资者对于市场的评估,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并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的监控,防止出现侵害投资者利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

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野

本文以2011~2020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管理层所具备的经营管理能力越高,不仅可以抑制企业投资过度还可以缓解企业投资不足,从而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2) 融资约束在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承担部分中介效应,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融资约束进行传导的。3)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加大会增强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而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加大则会削弱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4) 在进一步研究中还发现,管理层能力对非国有、市场竞争程度低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

保险机构持股会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保险机构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引导保险资金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是推动保险资金运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0-2019年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保险机构持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保险机构持股可以降低被持股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对投资过度没有显著影响;保险机构持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来降低投资不足的程度;保险机构持股作用的发挥还依赖于公司较低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且保险机构的持股行为部分替代了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为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应鼓励保险机构扩大股权投资占比,积极参与上市公司决策与监督,并规范和完善保险机构投资行为。同时,上市公司应重视扩大融资渠道和提高融资效率,以促进整体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指的是企业面向高管群体施加的以“货币薪酬”和“非货币性薪酬”为激励内容的管理模式。不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会给企业带来非效率投资。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越增加高管的货币薪酬水平,越有利于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企业越增加高管的货币薪酬水平,越有利于抑制其投资不足行为;企业越增加高管的股权激励水平,越有利于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企业越增加高管的股权激励水平,越有利于抑制其投资不足行为。企业应当给予高管以相对公平的薪酬议价权利,并应当基于公司发展阶段的“慎重股权激励”策略,以此更好激励高管团队专注提升投资效率。

资本账户开放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正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也影响着本国市场的所有微观主体,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具有深刻意义。本文以1995—2019年85个国家21个行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并使用Fernández等构建的FKRSU指数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基于2014-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

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我国企业管理层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引入管理层激励与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标交乘项的做法,考察市场化进程这一动态过程本身将如何作用管理层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一是企业非效率投资与管理层货币薪酬总额、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而非效率投资与管理层获得的非预期性货币薪酬显著负相关;二是市场化能对企业行为起到引导和改善作用,市场化进程作为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因素,能引导企业调整自身行为、提升价值;三是市场化进程能降低管理层激励之于非效率投资的敏感性,通过间接作用和规范企业管理层的行为,使其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化、合法化。

会计准则变革的非效率投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视角

外部资本定价扭曲与监督不足是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诱因,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能否通过信息环境的改善实现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选取2003—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Richardson模型和FHP模型的综合使用,将样本分成"逆向选择和投资不足"以及"道德风险和投资过度"两种情况,观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两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同时存在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现象且两种现象下均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会计准则趋同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证实会计准则变革可以通过改善定价扭曲和逆向选择来缓解投资不足,通过改善监督不足和道德风险来抑制投资过度。

企业家精神、投资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中小板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熵权法构造企业家精神指数,以Richardson模型为基础构造企业非效率投资。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按市场化程度高低、企业股权性质分组检验后发现: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更大,国有企业家精神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像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竞争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非效率投资会降低这种促进作用。最后,本文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融结合、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产融结合能有效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金融发展会强化产融结合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将企业根据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中,产融结合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更强,金融发展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更加显著。

虚拟经济泡沫风险、管理者风险偏好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虚拟经济泡沫风险、管理者风险偏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经济泡沫风险较小,会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管理者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管理者越偏好风险,企业非效率投资越严重,但研究发现,管理风险偏好者对虚拟经济泡沫风险具有显著敏感性,即在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下,较高水平的管理风险偏好能够显著改善虚拟经济泡沫风险所导致的非效率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