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技术多元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聚焦企业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特征,探讨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技术多元化与企业韧性的关系。利用2018~2022年新冠疫情冲击前后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采用OLS回归和生存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和相关技术多元化均与企业受到冲击后的稳定性呈倒U型关系;非相关技术多元化负向影响企业受到冲击后的灵活性,而相关技术多元化正向影响企业受到冲击后的灵活性;数字化变革加强了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受到冲击后稳定性间的倒U型关系,并削弱了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受到冲击后灵活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技术多元化与企业韧性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制定合适的技术多元化战略以增强韧性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企业韧性,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同时,数字化转型主要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大型企业,对非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的影响相对不明显。此外,城市层面的就业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层面的创新能力、内部控制是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韧性的重要机制。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应继续推动数字化建设,关注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差异并制定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充分发挥就业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能力、内部控制等间接驱动因素的作用。

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量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正向影响显著,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韧性越强,且在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良好的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两个渠道增强企业韧性。鉴于此,企业应努力提升自身ESG表现,政府主管部门要引导并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各利益相关方发挥监督作用,强化企业韧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社会信用与企业韧性——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如何增强企业韧性是所有企业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测度了企业韧性水平,并以城市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用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韧性;社会信用主要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三个机制来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中的效果更大。文章为研究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如何增强企业韧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动态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高阶理论和拓展-构建理论,通过对408份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构建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对企业韧性影响的概念模型,探讨动态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能够促进其心理韧性的培育,进而有效增强民营企业韧性;民营企业家心理韧性在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与企业韧性的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民营企业家心理韧性与企业韧性的关系。

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下企业韧性与商誉价值透析——以中国医药并购“南北通用”为例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韧性是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重新阐释企业韧性的内涵,透析企业韧性与企业价值、商誉价值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锚定行业经济政策和制度波动较大的医药销售行业,以“两票制”为事件冲击,选取该行业龙头企业中国医药产生并购商誉价值最高的前两名并购对象——河北通用和河南通用作为案例,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对比分析两家企业的企业韧性,并进一步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再生能力三个层面为商誉价值及其减值提供参考。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增强制造业韧性是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基于2006—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系统研究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提升存在积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要素集聚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62%;数字化转型、三类不同的产业集聚与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均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随着与自贸试验区距离的增加,自贸试验区对周边城市制造业企业韧性的车头效应会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再减,最终趋于0”的波浪式收敛变化趋势;对于初创期制造业企业,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其韧性水平有明显提升作用。

全球价值链参与、数字化能力与企业韧性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增强韧性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企业韧性刻画为稳健性和敏捷性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韧性有双重影响。GVC企业受冲击后保持运营的概率更小,销售额下降更大,稳健性越弱,但更有能力调整其生产或服务,创新业务模式,敏捷性较高。国家工业实力强可减轻对GVC企业的冲击,增强其稳健性。具备数字化能力的企业受冲击后稳健性强,数字化对商业模式调整影响显著,但对生产服务转变影响不明显。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技术制造业中,数字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能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当前全球经济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突出,企业韧性成为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指标,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2009—2022年八大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助于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主要通过发挥创新效应、信息效应和绿色治理效应提升高能耗企业韧性水平。内部控制水平和政府补助在这一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发挥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大规模以及高科技企业中,碳排放权交易对高能耗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韧性这一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持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分析在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运用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并在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及行业竞争程度的条件下讨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果。企业韧性的形成过程遵循危机管理理论,将企业韧性划分为抵御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和成长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韧性,即数字化转型增强抵御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和成长能力;政府补助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韧性之间的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恢复能力和成长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抵御能力和成长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面对当前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环境,本研究旨在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韧性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技术多样性与企业韧性的非线性关系探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技术多样性对企业韧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多样性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倒U型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企业集聚程度对倒U型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企业集聚水平高地区的企业相较于集聚水平低地区的企业,技术多样性更能够对企业韧性发挥显著作用。因此,企业可以从数字化转型角度,将企业技术多样性水平控制在一定程度,提升企业的韧性和发展能力。区域企业集聚发展有利于改善企业技术多样化能力,进而提高企业韧性。

异质性政府补助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增强企业韧性是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实际表现,考察了政府补助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并着重探究危机前与危机期间发放的政府补助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能够增强企业韧性,且危机期间发放的政府补助的增强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补助是通过缓解企业资源约束、提振企业信心两个渠道增强企业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危机期间企业资源约束的加剧会提升企业对政府补助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政府补助对企业韧性的增强效果。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政府补助的异质性以及政府补助在危机情形下的作用,为完善政府补助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企业韧性指数的构建、测度与检验——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企业韧性的科学测度是微观主体有效应对内外部冲击,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过程观”与“能力观”双重视角,本文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一套企业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三个层面验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检验结果如下:现实表征层面,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疫情等事件冲击下,企业韧性指数的变化趋势与宏观经济波动表现高度一致性,表明企业韧性指数符合经济现实;韧性特征层面,相较低韧性企业,高韧性企业具有更强的危机适应性及恢复与发展能力,诠释企业韧性的理论内涵;对比分析层面,本文的测度结果与既有企业韧性指标的表现保持一致,充分验证了本文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本研究为着力增强企业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企业韧性——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技术应用情境的考察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数字科技与生产发展的深度融合,为企业应对日益频繁的外部冲击提供了新的工具。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技术应用理论,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机理及企业技术应用情境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和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韧性,且该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②企业的技术应用情境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积极作用。技术管理能力和资金储备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而城市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具有“双刃剑”特性,只有在地区金融监管水平较高时,城市的金融科技发展才会对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韧性二者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动态能力,进而作用于企业韧性,具体表现为企业风险感知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和资源转化能力的综合提升。

ESG表现与企业韧性

利用2019-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提升了企业韧性,使得企业在危机期间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和恢复力。细化ESG不同维度发现,相较于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四条路径提升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进而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管理层决策视域较短、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说明ESG有助于解决管理者短视、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较差给企业带来的“生存性”难题,是企业于逆境中转“危”为“机”的重要驱动力。

产业链“链长制”如何影响企业韧性:理论依据与经验事实

“链长制”是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创新性工作机制。以“链长制”政策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8年6月-2021年7月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链长制”的实施显著增强了所在地区企业的韧性,经过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仍显著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链长制”通过提高产业统筹协调能力、全面优化地区营商环境、营造优质企业生态、增强创新研发力度来增强企业韧性。“链长制”政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在不同产业特征和企业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复杂经济环境中提升企业适应力与恢复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述评与展望

韧性作为能够帮助企业在不利情境下生存、恢复甚至反超成长的能力,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关于企业韧性的国内外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析出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企业韧性领域的基本现状。研究发现:企业韧性受到自组织因素及外部社会因素驱动,二者对企业韧性的形成发挥不同作用;在企业发展的“识别与预判—合作与防御—调整与协同”三阶段中,“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次不断进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往复迭代,最终生成企业韧性;企业基于不同层面主体生成内部和外部韧性,并带来心理、经济和能力等不同类型的成效,共同作用于企业未来发展。最后,基于现有研究,从企业韧性实践性问题、负面作用和本土化研究三方面提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思路。研究有助于厘清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现有进展,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智能制造与企业韧性——基于工业机器人视角

作为新经济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不仅能够在宏观层面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也能够在微观层面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技术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显著提升了企业韧性,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可通过加强资源掌控、提升营运效率及改善协同治理等路径得以实现。另外,人力资源配置、战略定位选择、外部政策环境及产业属性等因素会对上述促进作用产生差异化影响。进一步地,智能制造强化企业韧性后会带动创新效率提升,并实现降本减负。本文的研究为国家提振实体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无形资产对工贸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工贸企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无形资产与企业韧性之间非线性关系,检验了股票每股收益的中介效应、企业数字化的调节效应,并以门槛值分组进行了拓展讨论。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无形资产与工贸企业韧性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周转率在无形资产与企业韧性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企业数字化水平对二次曲线具有显著增强的调节效应。另外,企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与无形资产占比有关联,高无形资产组的调节效应显著,其他组则不显著;股票每股收益的中介效应存在于高无形资产组、高固定资产周转率组的第一种情景,即无形资产以二次曲线方式影响中介变量,每股基本收益又线性影响工贸企业韧性。

组织双元学习对“专精特新”企业韧性的适配效应——基于华东地区297家企业的调查数据

动荡与变革交织环境下,亟须提升“专精特新”企业韧性,以应对重大风险冲击。文章基于华东地区297家“专精特新”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厘清组织双元学习对“专精特新”企业韧性的适配效应及最优配置模式。经研究发现:相对于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的不平衡状态,双元学习平衡状态下的“专精特新”企业具有更高的韧性;相对于双元学习的低水平平衡状态,高水平平衡状态下的“专精特新”企业具有更高的韧性;组织惰性的克服是双元学习对“专精特新”企业韧性适配效应产生的关键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