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ESG责任履行是“双碳”目标框架的应有之义,更是企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双重固定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其中该U形关系在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维度、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和处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在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的U形关系中发挥传导作用;同时,分析师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负向调节ESG责任履行与企业风险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而ESG评级不确定性和“漂绿”策略会抑制ESG责任履行的风险防治作用。据此,应构建并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企业适度履行ESG责任,在ESG转型过程中注重内部监管和风险管控,助力经济绿色转型深入推进。

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

数字化转型、企业风险水平与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数字化转型、企业风险水平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公司的高质量发展程度,二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企业风险水平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公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截面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与公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过程机制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供应链集成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

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指标,研究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并探究股权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股权激励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主要通过增加债务融资和减少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8—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TMT)整体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基于产权异质性和企业规模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TMT整体异质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其中年龄、性别、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异质性作为主要影响变量;企业风险承担在TMT的年龄、金融背景及海外背景方面的异质性与企业价值间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都较大;国有企业能够显著缓解非国有企业在TMT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任期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负向作用。低资产规模企业中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要明显于高资产规模企业。本文首次将TMT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纳入一个体系进行研究,且在TMT异质性的衡量指标方面增加了职能背景、海外背景及金融背景三项指标,丰富且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

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及北大法宝提供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实证检验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与企业风险显著负相关,表明环境行政处罚在供应链上具有间接威慑效应;对于环境绩效较低以及地区环境监管强度较高的企业来说,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推动企业采取更多的实质性环境行为,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意味着供应商环境行政处罚的间接威慑效应能够帮助企业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促进增长。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风险水平

文章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外生政策事件,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可以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抑制企业的风险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更高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研究建立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风险影响的具体机制,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丰富了企业风险水平的相关研究。

财务柔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柔性和创新投资的关系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企业风险承担和成本粘性在二者间中存在中介作用。

诉讼事件披露、企业风险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供应链中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诉讼事件披露会导致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减少,且涉诉总金额越大,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越严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诉讼事件披露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两条路径对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诉讼事件披露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披露败诉结果和诉讼赔偿会加剧诉讼事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当诉讼类型与供应链业务相关时,诉讼事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强,但若涉诉企业为主诉方,则这种影响较弱。此外,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缓解诉讼事件披露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随着涉诉总金额的增加,供应链上下游会更加不信任涉诉企业,进而导致其所能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减少。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管理层权力的中介效应

本文选取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多个大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并存会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多个大股东并存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管理层权力是多个大股东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变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大股东数量越多,持股比例越高,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作用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本研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文献,对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模型

研究ESG表现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激励企业加大ESG实践投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为调节变量研究了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越好,企业风险越小,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国有企业的风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同时研究结论表明现金持有水平在企业ESG表现和企业风险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最后还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供应链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国泰安数据库相关匹配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供应链视角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经过一系列筛选后,对来自2 377家企业的14 102个观测值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和供应链适应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供应链集中度有显著负影响,且供应链适应性在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中度和供应链适应性对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显著。这一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行业对供应链管理的关注度及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风险投资引领创投新模式

近年来,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在中国股权投资市场中的角色愈发凸显。CVC不仅为被投企业注入资金,更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生态构建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当下,CVC与被投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已远超传统的投资与被投资框架,演变成一种深度的融合共生状态。

信息互动、审计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

线上互动作为非正式信息披露的重要形式,不仅加剧了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方式的嬗变,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以2013~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投资者信息互动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外部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信息互动会显著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而高质量审计能够有效抑制信息互动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性质对投资者信息互动的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行业竞争和现金持有则会加剧信息互动的促进效应。经济后果研究显示,投资者信息互动会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企业价值。相关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为非正式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实践依据与政策启示。

ESG信息披露、外部关注与企业风险

以中国A股2011~202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积极进行ESG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风险,外部的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均强化了ESG信息披露的风险降低效应。机制检验表明:ESG信息披露通过增强利益相关者认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管理ESG风险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异质性检验还发现,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降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样本中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通过ESG战略进行风险管理的内在逻辑,为监管机构强化ESG信息披露指引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均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在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区分高技术行业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技术行业显著,而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则在高技术与非高技术行业均显著。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

以我国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为中介变量,实证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当高管团队异质性大于0.333时会产生门槛效应,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旧稳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通过拓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渠道进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非常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对处于生命周期中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制造业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成为制胜的关键。文章基于2012—2020年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通过构建数字化转型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化转型会正向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这种影响是可持续且稳健的。其次,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驱动作用在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显著。最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影响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对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数字化转型增强制造业企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