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ESG表现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随着我国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对企业ESG表现的研究日渐深入。在对相关研究热点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发现:企业ESG表现内涵尚不够明确、ESG表现评级缺乏对质量的重视、缺乏数字经济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综述企业ESG表现的相关研究,对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概念和度量方式进行辨析,总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尚不充分,仍需在ESG评级体系、研究动因与研究后果等方面深入探索,进而推动企业ESG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ESG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股东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企业ESG表现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水平及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即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信息效应及治理效应;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总体上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但二者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动态的“潜力滞后—缓慢释放”的非线性变化轨迹。绿色金融发展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化转型在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间起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为遮掩效应;数字化转型导致绿色金融对企业ESG的推动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缓慢释放。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低组、金融基础较高组、重污染行业与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绿色金融同群效应显著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ESG表现同群效应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但对财务绩效短期无显著影响。

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风险投资与企业ESG表现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ESG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风险资本作为一类特殊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ESG决策和行为存在重要影响。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风险资本的“逐名”假说。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资本联合、风险资本声誉较高、风险资本有外资背景等因素显著地抑制了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强化政府对风险资本的正确引导,以及企业提高ESG表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环境司法强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在“双碳”目标下,ESG体系建设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9年至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即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此作用具有长期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法治环境较好、司法独立性较强、环境执法强度较高的地区,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有过诉讼或环保行政处罚经历、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环境绩效较低的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环保法庭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环境治理加强、社会关注提升和信息披露水平提高来实现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

作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企业的ESG表现能否应用于识别商誉减值值得关注。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的关系。研究发现:(1)ESG表现越好的企业,商誉减值越少,这意味着企业的ESG表现具有商誉减值识别的作用;(2)良好的ESG表现可以视作企业未来业绩乐观、经营风险较小的积极信号,从而预示着较低的商誉减值;(3)在非国有产权性质、机构持股较少、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4)ESG评级分歧会削弱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间的负向关系。本文基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视角将企业ESG表现与商誉减值联系起来,为有效识别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了非财务维度的有益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ESG表现:“强化治理”还是“利益侵占”

近年来上市公司“无股不押”的现象与利用股权质押进行掏空的乱象频现,引发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风险的担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目的都是攫取上市公司财富吗?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ESG表现的视角出发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可能存在的“强化治理”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研究发现:出于强化治理动机,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ESG表现会提升,且上述结论存在较强的稳健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来强化对企业的治理,从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与未聘请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有动机发挥治理效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发现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期具有强化公司治理的动机,为股权质押主题研究文献提供了ESG背景下的实证证据,对于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行为动机与理解ESG表现如何推动企业治理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对企业ESG表现的双刃剑效应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ESG体系在政策引导下步入发展快车道,探究政府补贴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构建政府补贴对企业ESG的高效驱动机制,成为现阶段重要的研究课题。已有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产生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补贴政策不明确导致企业寻租行为增加,造成经济资源配置扭曲。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并从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等三个维度分析政府补贴的“双刃剑”效应,明确二者之间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对政府提出相关实践建议,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

外资持股对提高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外资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持股对企业ESG表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持股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减少代理成本两条渠道来影响企业ESG表现。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会弱化企业外资持股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持股的影响效应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中显著,在衰退期的企业中不显著。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需要对社会、利益相关者等负责,因此良好的ESG表现是企业一个强劲的竞争优势,可以促进企业声誉的提升,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进而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分析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9-2022年的数据发现:企业ESG表现及其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维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政府补助、媒体关注度为其重要的影响机制;ESG表现及其三个维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国家应加快完善ESG体系,促进ESG披露质量和数量的提升;企业应积极进行ESG实践,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投资ESG的三个维度时有所侧重。

企业ESG表现的就业效应分析——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机制,提出了企业ESG表现可通过财务支持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对就业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该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改善可以显著提升就业水平。调节效应表明,投资者关注度在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市场竞争程度进一步增强了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成熟期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非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改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

随着首批两项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的正式发布,如何提升企业ESG表现以推进可持续发展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热点议题。利用沪深港通交易机制提供的准自然实验环境,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通过提高标的企业市场关注度和优化投资者结构改善企业ESG表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且该政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具有较高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中更明显。此外,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可强化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研究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证据,也为当前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探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企业ESG表现:文献综述与展望

企业ESG表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举,在企业开启全面提升ESG水平的实践下,企业ESG表现引起了学者普遍的重视,近两年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着重总结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有关的文献,将影响因素分为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将经济后果总结为对企业风险、企业价值、企业经营、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展望,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ESG表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

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作为企业个体通过提升ESG表现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将我国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出: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以研发投入为中介,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与企业ESG表现

如何全面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起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会随着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的上升而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同时,该促进作用在污染排放量高的企业中也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能够通过减少企业代理问题提升企业ESG表现。此外,论资排辈问题会降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企业社会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通过揭示独立董事求学经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提升企业独立董事决策和咨询能力、促进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以及通过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该文从技术领域视角识别出与数字经济相契合的专利,构造了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指标,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绿色转型、提升内部透明度和改善管理运营模式来改善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位于数字经济行业、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和R&D经费投入强度高的地区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同时对于采取了两职合一且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数字鸿沟对企业ESG表现分别存在正向和反向的调节作用,企业的ESG表现还能改善由数字技术创新所导致的就业破坏.

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企业绿色发展的视角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环保认知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通过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高管环保认知能够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ESG表现;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会削弱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媒体关注可以促进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拓展了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机制研究,为推动上市公司践行ESG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