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死》到《伊万·伊里奇之死》看托尔斯泰生命观

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着强烈死亡情结的作家,多数评论家及托尔斯泰的研究者都认为1880年是其创作的分水岭。他从《三死》中惧怕死亡、逃避死亡的生命观发展成《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用爱来驱散死亡的阴影、以爱为基础的生命观,这种转变对他的以博爱为基础的幸福学说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42岁与伊万之死——论果戈理童年经历对其生平及创作的影响

果戈理古怪的性格、奇特的性心理状况、后十年思想的转变、《死魂灵》第二部的焚毁以及绝食自尽这些未解的问题与事件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之谜。42岁与伊万之死是两则彼此关联,涉及作家创作与生平的现象。作家死于42岁,在其书信中这一年龄均与死亡相关,在其创作中这一年龄又与婚姻爱情相关。纵观作家全部创作,婚恋意味着毁灭与死亡,要么堕入要么逃离。作家在早年生活中可能经历过某些震撼心灵的、涉及42岁的重要事件,由此42岁与事件的核心意义(婚恋与毁灭)在作家心中关联起来。这一事件很可能是伊万之死,因为在1819年作家弟弟伊万病死之时,作家的父亲瓦西里刚好42岁。而在作家早期创作的《伊万·库巴尔节前夜》与《可怕的复仇》两部涉及弑兄、乱伦要素的作品中,一共出现了三个伊万与三次伊万之死。作品中的伊万之死似乎与现实相关,是作家的一大心理症结。本文用小说情节反向构建作家的童年经历,假设弟弟伊万出生之后分走了母亲对果戈理的关注与爱,由此小果戈理产生了嫉妒与憎恨,并且在幻想、梦境中杀害弟弟。随着小果戈理道德意识日渐成熟,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并产生极强的罪恶感,渴望受到惩罚与做出弥补——由此产生了作恶受罚的心理症结,日后以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出现给作家带来苦闷与忧郁。与此相关,在对弟弟的态度方面,果戈理转恨为爱,并且将这种爱扩散到男性同伴身上,这是消极的自我惩罚。在对父亲的态度方面,作家吸收了父亲的威严以加强自我心理惩罚,并且在父亲死后产生了超凡的使命感,以期弥补曾经的罪过,这也是消极自我惩罚的表现。对母亲的态度方面,由于罪过出于对母亲的爱,所以他对母亲既渴望又恐惧,并将这一态度泛化到所有女性身上,导致作家惧怕女性,无法在创作中描绘女性之美。四者的关系网络在伊万之死那一年纠缠在一起,使得42岁(父亲的年龄)、爱情婚姻(对母亲的爱)与死亡毁灭(父亲的惩罚)在作家潜意识中关联在一起,影响了作家的一生。在这一心理症结的影响下,作家经常感到莫名的苦闷与忧郁,这就催生出作家寻欢作乐的渴望,以便排忧解闷发泄情绪。在这一渴望的支配下作家在彼得堡构思并创作出一生中大部分作品。1836年《钦差大臣》上演后作家出国,正式将创作确定为自己一生的使命。这就导致作家内心两大力量的碰撞,因为此前创作一直是作家排忧解闷最有效的手段,而使命感却是作家心理症结对自己的消极惩罚:前者与心理症结对抗,后者受心理症结支配,前者以释放个人苦闷为目的,后者以造福同胞为目的。两相结合,便构成了作家创作困境的根本原因。1842年《死魂灵》出版之后作家的后续创作并不顺利,使命无法完成引发极强的恐惧,导致心理症结反复发作——此前作家通过寻欢作乐来缓解,而此时他认为自己内心不够纯洁,于是强迫自己苦修以克服心灵的各种嗜欲。作家后十年就在上述创作怪圈中痛苦地徘徊。直到42岁那一年作家的心理症结再次爆发,42岁的心理关联让他觉得这是自己命定的一年,寻死的愿望占了上风,最终烧书绝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家创作的目的在于排忧解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将自己的心灵投射到人物身上,安排他们在文本世界中经历各种各样的、与激情之恶相关的情境。在深度带入心灵的同时,作家又需要保持自身与人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在人物中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时就需要使用各种伪装和隐藏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便构成了作家创作的主要特征。

托尔斯泰死亡书写的一致性与升华——以《三死》与《伊万·伊利奇之死》为例

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人生的意义,这一思考又与其对死亡的书写密不可分。托尔斯泰死亡书写下的小说人物大都呈现出博爱让生命不朽的智慧。通过死亡书写,托尔斯泰实际上始终关注着人生的道德与价值意义。从早期的短篇小说《三死》开始,年轻的托尔斯泰就展现了他的博爱思想和生命不朽观念,到晚期的《伊万·伊利奇之死》,托尔斯泰仍保持着《三死》中形成的死亡智慧,并把死亡沉思升华,将死亡书写塑造成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揭示,即揭示了日常人们遮蔽死亡的生存状态,与此同时,暗示了人生需要向死而生的道理。

超越死亡的生命——浅谈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死亡主题

死亡是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未停止过对生命的意义、生与死等问题的探索。本文以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为例,简要分析托尔斯泰由死亡的残酷悲凉转而思考生之意义和人生真谛,最终超越死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