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视野中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之死》通过追踪一个濒死之人的心理历程来追问“生”,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意义。在托尔斯泰笔下 ,伊凡的“死”被展现为颇有现代感的“个人之死”。上帝远去了 ,他人远去了 ,除了赤裸裸的孤独 ,一切皆无。而另一方面 ,在死亡的威逼下 ,伊凡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却又呈现为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他人之爱”。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与纠结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深层文化结构 ,而作品对“死亡主题”的独特处理实际上也反映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托尔斯泰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困境。

死亡的启示——从《伊凡·伊里奇之死》到《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向来把托尔斯泰当作艺术典范，但也充分保留了对托氏的批判权；他敬畏托尔斯泰，却也悄悄地与之“较量”了一下：他的著名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有意地模仿和改造了托尔斯泰的中篇杰作《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为西方源远流长的启示艺术和救赎文学所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海明威继承而又改变了托氏启示和救赎的主题。在《乞力马扎罗的雪》里，他将《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宗教主题世俗化，用艺术信仰取代了托氏的上帝信仰，并完全排除了托尔斯泰式的“救世思想”。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哈里，较之于原型伊凡写得更为具体、更有悟性，也更加使人感兴趣；哈里临死前出现的幻觉。

叙事医学视角下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解读

运用叙事医学主张的细读法,以患病主人公为视角对《伊凡·伊里奇之死》进行文本解读,进而探寻医患之间对躯体与身体、裁决与被裁决、隐瞒与寻找的不同态度是导致其分歧的深层原因。疾病对于患者不仅意味着生理的疾痛,更意味着自我与身体的分离、自我价值的失落、人生角色的剥落。疾病叙事文本细读中对文本细节的关注和解读正是提升医学叙事能力所必需的。

《伊凡·伊里奇之死》与《墙》——海德格尔与萨特的死亡观差异探究

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直接影响了海德格尔死亡观的建构,而《墙》则是萨特死亡观生动的文学表达。死亡与生存意义的关系,是萨特与海德格尔死亡哲学中对立最突出的部分。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之作为“悬临”,使人产生“畏”这种最本真的情态,由此人才得以“向死而在”;萨特在《墙》中回击了海德格尔“死亡具有本己性和不可通约性”这一论断,并表达了“死亡是荒诞的”观点。海德格尔与萨特死亡观差异的核心是:海德格尔力图在存在本体论的建构层面上理解死亡,而萨特直接从现实的、有意识生存出发考虑死亡问题。二者死亡观的差异,构成了存在论哲学中一种独特的张力。一方面揭示了存在论内部思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极大推动了死亡哲学在现代哲学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

从“死亡”到“新生”——协同人学视域下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霍鲁日的协同人学根植于东方基督教话语,基于人的“展开”与“建构”等概念,将人学边界划分为宗教的界限、无意识界限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三种构成领域。在协同人学视域下审视托尔斯泰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死亡可知,伊凡在自己的死亡经验与死亡事实中,作为本体论的人达到其现世存在的边界——宗教的界限。在死亡的极限经验中,他向“本体论的他者”——“托尔斯泰的上帝”进行本体论的展开,其个性建构发生彻底改变。在“协同”状态中,伊凡得以窥见存在的真相,获得趋向“永恒的善”的超越体验,从“死亡”走向“新生”,也走向“爱”的上帝。

与死亡和解的殊途同归——作家托尔斯泰与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次思想互文

跨越近半个世纪,海德格尔与托尔斯泰分别以哲学著作与小说故事的形式,在《存在与时间》和《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完成了一次死亡主题的伟大思想互文。基于对“沉沦”式的社会生活、自我生存状态的共同警觉,对“常人”在死亡面前闪避行为的观察和面对死亡绽露出的生命的虚无,两位大家都选择了直面死亡,在对死亡的思考中,有了对死亡特性的相似认识,并由此把握到了死亡对于找寻生命意义的关键性,达成了与死亡的和解。

生命的伦理诠释──从托尔斯泰到海明威

本文以《伊凡·伊里奇之死》和《也为马扎罗的雪》为艺术个案，分析托尔斯泰对海明威的影响。笔者认为：托尔斯泰对海明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艺术技法，更重要的是前者小说主人公自责焦虑的伦理特质，给予后者以小说意义表达的途径启迪，并成为后者创作风格、个性的有机组成要素。

中国近代文学家对托尔斯泰的认识和介绍

中国近代知识界、文学界对托尔斯泰认识、了解,接受、介绍和深入研究的过程,可以191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据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看,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介绍托尔斯泰的文字是在1900年。这一年上海广学会(清末在中国的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组成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从英文译出的《俄国政俗通政》一书。

托尔斯泰的艺术独创性与艺术思维的变化和俄国农民心理

托尔斯泰从贵族立场转变到农民立场之后，俄国农民心理对他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思维有着重要影响。托尔斯泰创作的独创性同农民心理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情感的真挚和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来自俄国农民心理。同时，由于托尔斯泰的心理渗进了农民心理，内心充满不安和愤怒，在他的后期创作中艺术思维由客观型转向主观型，作品中主观色彩加重了，讽刺和政论的因素增多了。叙述形式和心理描写也相应产生一系列变化。

癫僧传统与托尔斯泰小说的精神特质

癫僧传统与托尔斯泰小说的精神特质李正荣梅列日科夫斯基称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一生的“敌人”，同时他们也是地球上“唯一的朋友”。说他们“天性上是敌人”，心灵上是朋友”。①生于同一时代的两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的艺术个性的差异，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诸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