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调。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奔流》介绍的三位日本、东北欧作家

(《奔流》第1卷第3期,“H· 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 易卜生(挪威,1828—1906)的话剧《玩偶之家》、《国民之敌》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1918.6)上最初被介绍过来。那时的译者是胡适与罗家伦(《玩偶之家》)、陶履恭(《国民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