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全球穆斯林的宗教功课,也对圣地所在国沙特与穆斯林所在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朝觐在中国与沙特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均发挥了纽带作用。自1955年以来,伊斯兰朝觐在四个历史阶段先后发挥了“生命线”“打头炮”“润滑剂”和“新边疆”的作用。总体来看,中沙双方的交往从最初的纯宗教领域到宗教与非政治领域并举,直至迈向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等多个领域。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伊斯兰朝觐逐渐在两国关系中回归宗教本质。两国只有在朝觐管理上相互配合并加强合作,才能促进全球朝觐治理的优化和中沙发展战略对接。

伊斯兰朝觐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随着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加深,伊斯兰朝觐活动与中东地区安全的关联度也日益紧密。朝觐作为伊斯兰教的基本制度,本身具有积极作用。但从朝觐的具体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角度来看,介入朝觐的教派因素、主权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或单独作用,或相互交织,从而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致使朝觐活动本身出现了巨大的异化效应。1979年以来,无论是沙特与伊朗关系的变迁,还是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斯的政权之争以及哈马斯内部的权力斗争,抑或是沙特与卡塔尔断交风波,朝觐活动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伊斯兰世界各种政治或教派势力为实现自身诉求而利用伊斯兰朝觐作为天然的博弈舞台。在朝觐的语境下,教俗各方力量围绕圣城麦加的主权归属、朝觐配额的遵守与豁免、朝觐期间的政治活动、朝觐入境路径的设置以及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政党领导人身份的朝觐机会等议题,进行了双边及多边博弈,并对中东地区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活动变迁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也是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义务性宗教功课。现代国际关系的演进对伊斯兰朝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从全球政治的高度与广度促进了相关国家对朝觐人员选拔与名额分配等制度的创立与整合。二战及冷战后两波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国际体系的转型、冷战后全球治理的深化、地区热点问题的层出不穷,为全球穆斯林朝觐几率的提升、朝觐机会上的公平兼顾创造了条件。那些经济发展、人民健康与卫生、国家治理以及朝觐管理等领域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受沙特的青睐,而这实际上与公认的穆斯林展开合法朝觐的前置条件相互强化。朝觐政治化加剧了朝觐机会分配的国际博弈。在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促进全球朝觐治理领域的进一步建章立制,将会对朝觐乃至伊斯兰教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参与产生深远影响。

伊斯兰朝觐与中国高铁“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高铁进一步走出国门,瞄准海外市场。中国高铁近年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但在中东伊斯兰宗教大国的高铁项目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麦加朝觐轻轨的成功运营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先行,其后中国承建并稳步推进沙特朝觐高铁和伊朗朝圣高铁两项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政治工程,这些项目的成功落地和发展事实上已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突破口,伊斯兰因素在其中发挥了'正能量'的作用。在伊斯兰宗教大国朝觐项目的成功建设为中国高铁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奠定了基础,并由此走向伊斯兰世界并进一步走向全世界。

美国伊斯兰朝觐研究:组织方式、挑战和对策

伊斯兰朝觐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年度朝圣活动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伊斯兰教在全球的不断扩张,特别是在西方非穆斯林国家中的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朝觐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在美国,由于不受人口配额的限制,穆斯林群体对朝觐普遍较为热衷,每年赴麦加朝觐人数稳定在1.2万至1.4万人左右。与伊斯兰国家不同,在美国不存在政府官方的伊斯兰朝觐管理机构,于是经沙特朝觐部批准的旅游公司逐渐成为组织穆斯林朝觐的主要载体。美国穆斯林大多都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与自己同一族群穆斯林开办的旅游公司提供的朝觐产品。在朝觐的过程中,美国穆斯林主要遇到海关边防的严格检查、不断上涨的朝觐费用以及朝觐过程中传染性疾病等三方面困难。为了更好地保障美国穆斯林在朝觐期间的安全与权利,以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为代表的美国穆斯林民权机构开始积极发挥其影响力,努力维护美国穆斯林的各项合法权益,在美国穆斯林朝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沙特伊斯兰朝觐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朝觐是《古兰经》明文规定的伊斯兰教义务性的“五功”之一,异于其他宗教朝圣活动而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随着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伊斯兰朝觐从部分地区的零散性私人宗教活动,最终转变成几乎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主导或资助的跨国宗教运动,即朝觐已从早年的伊斯兰特色的私人产品(私人供给、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转型为全球性宗教准公共产品(多元供给、非排他性、竞争性).二战以后,整个伊斯兰世界在人口数量、宗教意识复兴、长距离交通方式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催生了朝觐需求绝对值的不断攀升.需求侧与供给侧是伊斯兰朝觐产品所具有的两个面向,需求侧的结构性巨变必然推进供给侧的相应调整.沙特除了在扩充圣城麦加的朝觐者容纳能力和流动速度上大做文章,还通过法规杠杆、基于教法的卫生与经济杠杆、技术杠杆等途径进行朝觐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鼓励理性需求,约束非理性需求.尽管沙特的一系列“组合拳”初现成效,但进一步增强沙特、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以及拥有穆斯林人口的非成员国在朝觐议题上的集体协作是长远的必由之路.

英国的伊斯兰朝觐组织和管理研究

伊斯兰朝觐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地位最为重要的人类年度朝圣活动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伊斯兰教在全球的不断扩张,特别是在西欧非穆斯林国家中的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西欧国家穆斯林朝觐的研究也显得日益重要。在英国,由于不受人口配额的限制、穆斯林群体相对富裕、年轻人对朝觐的热衷等原因,使其成为西欧国家中穆斯林朝觐人数最多的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不同,在英国不存在政府官方的伊斯兰朝觐管理机构,于是经沙特朝觐部批准的旅游公司逐渐成为组织穆斯林朝觐的主要载体,它们针对朝觐市场的不同需求主要提供优质型和传统型两种朝觐服务。英国的朝觐产业结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结构,除了最上层的获得沙特朝觐部批准的旅游公司外,中下层的小公司/代理商、基层销售人员都没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因此'朝觐骗局'在所难免。为了更好地保障英国穆斯林朝觐期间的健康与安全,穆斯林朝觐慈善机构在英国逐渐涌现,英国朝觐协会与英国朝觐理事会是最为知名的两个。但它们因在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上的分歧导致难以形成一个全国统一性的穆斯林朝觐慈善机构。

瓦哈比与威斯特伐利亚:沙特对圣城麦加的合法性建构

作为第一圣城,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对于当前掌控圣城的沙特王国而言,麦加具有双重的合法性意义,这在现代沙特王国的发展历程中,集中体现在三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及其后续事件上。1924年沙特王室吞并麦加,标志着沙特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及哈瓦比派全球扩张的发轫。1979年麦加禁寺事件,标志着沙特开始应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宗教回归"。1987年麦加"城市国家"论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民主化,带出了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独享麦加、主导朝觐是否走向终结的疑问。自伊本·沙特开国起,沙特主动参与现代国际体系,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关系,并以瓦哈比化的麦加为基础,以"伊斯兰盟主"身份参与主导伊斯兰世界事务。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趋势日愈明显,国际组织作为新的国际行为体的日趋频繁,麦加对于沙特的双重合法性身份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也遭遇了更多的挑战;沙特也将全球朝觐管理事务与年度性麦加朝觐的具体组织职能相剥离;哈瓦比派从现代国际体系的边缘角色迈向更加关键的地位,其招致的误解与误读也更加显而易见。哈瓦比与威斯特伐利亚,是沙特将麦加纳入版图并有效治理90余年的基石所在,沙特的政教联盟体制也因这两大要素的高度聚合而得到巩固,得以成功应对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