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伊朗人质危机前后美国对伊政策的转变

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是美伊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结束了美国与伊朗友好交往的年代,预示着美伊交恶的到来。文章分别讨论了伊朗人质危机前、人质危机时期和危机之后的美国对伊政策。认为美国对伊外交政策的失败是人质危机前美国对伊政策的失败和卡特时期处理人质危机的失败——两个失败构成。这个失败是由于人质危机之前美国对伊朗局势的误判和人质危机发生后卡特及其决策班子对伊朗政局的误判——两个误判导致。

伊朗人质危机背景下的中美合作

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是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为了对伊朗施压促成人质危机解决,卡特政府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中国是重点争取的对象。卡特政府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促成伊朗释放被扣押的人质;希望中国支持联合国制裁伊朗,协同应对苏联的扩张。为此卡特政府在贸易、科技等多个方面放宽对中国的限制,派出重量级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对中国进行访问,一方面争取中国在解决人质问题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试图与中国在更广泛的范围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中方基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中美就抵御苏联扩张等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深化了在贸易、国防、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双向蔑视、非优策略选择与危机僵局

当国际危机成为危机发起方追求既定目标的手段时,理性的国家领导人通常倾向于避免投入过多成本并希望尽快结束危机。但是,作为实现自身目标手段的危机在令双方持续遭受非必要损失的前提下,两国的决策者并未迅速结束危机,相反却使危机陷入久拖不决的僵局。传统信号博弈理论因其理想化的理性行为体假定而难以有效回答上述问题,政治心理路径在解释该问题时也缺乏对因果机制的梳理。由于蔑视因素是危机陷入僵局的深层原因,作者通过将蔑视因素引入传统信号博弈理论,提出了有限理性信号博弈模型,认为危机中的一方对另一方采取的蔑视行为会诱发后者领导人及其国内民众的错误知觉与愤怒情绪,继而导致该国领导人的非理性选择,致使危机双方领导人在决策时背离结束危机的最优解而选择非优策略,最终使危机陷入僵局。伊朗人质危机案例验证了有限理性信号博弈模型对危机陷入僵局的理论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