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戏化乐化——《伍伦全备记》论

《伍伦全备记》为文渊阁大学士丘濬之剧作。其在明初的出现,不仅显示了卑体戏曲渐为上层文人雅士所看重,而且折射了理学对戏曲的赤裸裸介入。这种介入源自丘濬对宣传阵地的深沉忧虑,即戏曲虽然体卑,但其"受众多,易感人"的传播特性不为我用,易为"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所占。故丘濬在攀诗结文的论述中,进一步弱化"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文体偏见,并延续《琵琶记》的创作旨归,探索三纲五常的戏化乐化。其努力虽未成功,但在意识形态建构史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伍伦全备记》研究历史及现状

关于《伍伦全备记》的研究,当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与艺术评价,明清两代评介不多且定位不高,自近现代以来,学者逐渐发现该剧的闪光点;二是作者署名争议,主要集中于丘濬是著作者还是改编者的争论;三是剧文研究空白,对文本的深入细研还有很大空间。

论《伍伦全备记》主题倾向

《伍伦全备记》作为明前期重臣大儒丘濬所作之教化传奇,开有明一代之风气,梳理了学术界对此剧的研究情况,从"宣扬‘剧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尊崇‘五伦三纲’的万世之理"和"化解‘忠臣孝子’的两难境地"三部分论述了剧文的主题倾向。

叙述者·视角·空间——《伍伦全备记》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是当代叙事学研究“伦理转向”的重要产物,也是文学伦理学研究“叙事转向”的必然结果。叙事的形式技巧中隐藏着伦理。作为一部有着鲜明道德教化意味的传奇,《伍伦全备记》中的叙述者以显性的伦理引导与隐性的伦理介入,形成了关于《伍伦全备记》的伦理干预。全知视角、限知视角和视角转化有利于《伍伦全备记》中叙述者伦理意图的阐释。叙述者在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上的精心安排则推动了伦理体系在传奇中的展示,客观上强化了传奇的教化功能。

由《伍伦全备记》想到的

有明一代，虽说中国戏曲的艺术样式无论从表演还是剧本，或是音乐等方面逐渐日趋完善，日益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戏从思想上都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使戏剧艺术的宣传教化功能凌驾于它的本体之上，使艺术成为服务于政治的附属品。

论《五伦书》与《伍伦全备记》

据吴秀卿教授揭示的资料,可知《伍伦全备记》是丘濬景泰元年(1450)作于金陵。对其创作背景,最重要的是正统十二年(1447)《五伦书》的刊行。这一点尚少见探讨,实极为重要。《五伦书》为明宣宗生前所编,后由其子英宗制序刊行。《伍伦全备记》总体构思和具体情节设计均受《五伦书》很大影响,而作者对有关故事做了移植、改造、提炼、变形,且一定程度融汇本人经历,为其讲述完整故事服务。作者这方面的努力,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错位与变异:朝鲜王朝《伍伦全备记》接受论

传入朝鲜的中国戏曲文本中,《伍伦全备记》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被朝鲜官方选为汉语教科书多次刊刻印刷,供学习者使用;被改编为韩文和汉文小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伍伦全备记》在朝鲜受到的礼遇,与其在中国的遇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中朝两国文人对中国戏曲认识的错位造成的,与作品本身的主题内容紧密相关。

从中国戏曲到域外汉语口语教材——《伍伦全备记》的双重身份及价值

明代戏曲《伍伦全备记》传入朝鲜半岛后,被当作汉语学习的材料使用,而后又进一步成为官方认定的汉语口语教材。它从戏曲文本身份转化为域外汉语教科书身份,是在中国戏曲域外传播形式发生改变、异国读者阅读心理差异、戏曲域外刊刻形式变化,以及戏曲本身内容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相适应等条件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同时,它顺应了当时李氏朝鲜的儒学思潮。作为域外汉语口语教材的《伍伦全备记》,展示了中国传统戏曲域外传播过程中多身份、多角色的特点,也为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带来重要启示。

“理学”之外:《伍伦全备记》的历史语境与明代教化剧的再认识

丘濬的《伍伦全备记》一直被视为明代教化剧揄扬理学的范本,这种解读造成了丘濬形象在当代学术话语中的撕裂,考察此剧的历史语境和情节逻辑,不难发现丘濬借助“理学”这一主题的展开和诠释表现了一名科举士子对于中央政教的功利性认同与昄依心态。历史上的丘濬形象同时具有名臣、理学家、剧作家等多重身份,而贯穿其中的是一种“经世”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在明中叶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下,这种“经世”思维使戏剧成为儒家学者干预、挽救社会危机的一种方式。以《伍伦全备记》为代表的明代教化剧的出现和传播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专制统治下的理学禁锢,而是社会形态变革所激发的一股蕴藏着新因素的保守思潮。

关于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致吴秀卿女士

秀卿女士惠鉴:1月30日来信收悉。寄下的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及大作《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初探》并已收阅,非常高兴和感谢。奎本不及仔细研究,大作辄已拜阅。感到选题甚佳。

《琵琶记》影响史研究

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总是能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命意、曲律、语言、结构诸方面探讨了《琵琶记》在戏曲史的影响和地位。

戏曲入韩:汉语学译之津梁

文化交流,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桥段。明初文渊阁大学士丘所撰著名戏文《伍伦全备记》在韩半岛的传播与接受即为一例。该剧在中国向被诟病,有评曰'尽述五伦,非酸则腐',更有骂云'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然而,该剧在韩半岛被教诲厅重新刊行(因今存孤本原藏朝鲜王朝王室藏书楼奎章阁,故名奎章阁本《伍伦全备记》),却命运迥异,“学译者,以《老乞大》《朴通事》及此编为津梁”。同一种戏曲作品何以在本国不被看好,到了异域却反受追捧?其对异域同类艺术创作又有何影响?

谈海外孤本明代戏曲集

明代戏曲流传在海外的孤本，此集收集到的计：南戏一种，即《水浒记》的齣出和第一韵；《伍伦全备记》序一篇及《开场白说》一齣；杂剧四种．其中《四节记》结尾残阙，

登大雅之堂 开风气之先——论丘浚传奇的传播史价值

明代前期，海南琼山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丘浚。丘浚（1421年-1495年）字仲深，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等职。就是这样一位台阁重臣，竟也雅兴大发地创作了七部传奇，其中长达二十九出的大戏《伍伦全备记》（以下简称《五伦记》）为其代表作。对于《五伦记》，几百年来，指斥者众多，赞誉者绝少，原因在于其思想内容的陈腐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