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说唱伎艺的演出场所

宋代说唱伎艺的演员往往是作为个体独立演出的,绝少演员之间的配合,也很少乐器伴奏,演出上的这些特点以及流行于瓦舍勾栏,分散于酒楼茶肆,决定了说唱伎艺对场地的要求不高,随意、自由、且具有流动性、分散性。这使得宋代说唱伎艺极为普及,成为典型的市民文艺形式。由于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舞台系统,瓦舍消亡后,说唱伎艺繁华不再。

宋代文人说唱伎艺鼓子词

鼓子词是宋代上层文人的说唱伎艺。探讨其音乐构成、题材内容、演出体制、作品存世情况及在宋词中的文学地位,指出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在中国古代曲艺史上导夫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先路。

论诸宫调与瓦肆伎艺的关系

诸宫调是一种大型的讲唱文学。它深受当时瓦肆伎艺的影响。说话伎艺在说白方面为诸宫调提供了大量的艺术经验。鼓子词、大曲和宋杂剧等瓦肆伎艺在音乐和表演方面对诸宫调有直接的沾溉。

宋元说唱伎艺脞说

宋元说唱伎艺的研究，不仅是治曲艺史所必须，也是研究小说史戏曲史，乃至文学史、文化史所必须，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匮乏，研究者寥寥，遂长期处于冷落的状态中。现依据有关史料，爬梳剔抉。

书会活动、伎艺撰演与俳优之士

本文通过对书会活动的历史阈、创作性质及书会人的考察认为:作为一种教育与艺术、戏剧与伎艺相结合的群体性撰演活动,书会显示了民间话语权力逐步壮大、覆盖社会的过程。书会活动由自然聚合走向自由开放,由戏曲伎艺撰演衍化为一种社会习俗,衍化为一种由日常生活经验支撑着的群体精神,构筑了平民社会的物质空间与精神幻象;从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从持艺唱和到士优互动的伎艺撰演,以俳优之士为中介,书会活动对传统文学自足书写形态和创作方式的更迭、对古代作家队伍主体构成的变化,以及对戏曲作为群体艺术的发展及其向民间社会的传播发生了规定性影响。

从唐宋说唱伎艺与民间剪纸看我国影戏的形成

唐宋说唱伎艺与民间剪纸是催生影戏的重要因素。弄影术在吸纳俗讲“图像配说唱”的技术之后,发展成演述故事的影戏形态。影戏“戏”、“画”交融的艺术特质即源于俗讲的影响。而宋代的讲史为影戏提供了故事内容和脚本体制。从俗讲图像发展至纸人、皮人的桥梁是剪纸。一方面,剪纸为影偶的制作准备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影戏还承袭了剪纸的巫术职能,这是它们亲缘关系的本源性依据。

论宋代小说伎艺的文本形态

《醉翁谈录》是宋代说话伎艺人的专业用书,其收录的传奇体文言曾是宋代小说伎艺的语体形态。不仅说话伎艺的语体形态从宋到元明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小说伎艺的演出程式也有一个进化累积的过程:在叙事体式上,与唐传奇相比,宋代小说删繁就简,掺入大量诗词,模拟细节进一步加强;在演出程式上,宋代小说伎艺虽然形成了某些“举断摸按,师表规模”,但是还没有形成后日所谓“入话”、“正话”、“散场”等程式。

《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标点商兑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开头一段的标点进行讨论,指出:一、"孟子书"不是书名而是人名,"张廷叟、孟子书主张"指的就是张廷叟与孟子书担任杂剧中的末泥色;二、"教坊减罢并温习"指的是宋钦宗"罢教坊额外人"之后教坊艺人在民间恢复演出,而薛子大等六人原本就是民间的杂剧艺人;三、这批艺人的活动时间很可能是在1126年2月至9月间。本文还对既有的学术成果被忽略感到遗憾。

再造伎艺:社会变迁下的上海评弹艺人及其伎艺表达(1949—1953)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作为上海地方文化的特征之一,评弹面对着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语境以及国家制度。在这种新的历史环境下,评弹艺人们不单在日常惯习上面临着被更改的可能,甚而对自己谙习的伎艺,也必须进行再次甄别乃至重新塑造。在他们的伎艺即将被国家征调的前提下,艺人们伎艺表达的对象及表演模式被作了重新设定。然而,在国家的强力形塑下,艺人的心理选择与国家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在伎艺表达上的越轨,无形中也在构建自己的私语体系。

论魏晋至五代伎艺传播的主要特征及认识价值——戏曲生成史论之七

魏晋至五代这一历史时段,伎艺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传播主体的多元构成;二是跳荡的发展态势与传播手段的灵活多变;三是信息的及时捕捉与伎艺的整合、传播。这些新面貌的出现,催发了戏剧不断走向成熟,在戏剧发展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论元杂剧与诸杂伎艺的合离关系

元杂剧是在金季元初以金院本杂剧为母体,综合吸收诸杂伎艺而成的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当其成熟的艺术形态确立之后,包括院本在内的诸杂伎艺仍在传播流行,与其保持着独立、分离的并存状态,也就是说元杂剧与诸杂伎艺存在着共时的合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着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亦对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有重要影响。

论小说与“说话”伎艺的早期形态

“说话”一词的产生以及成为一种独立的表演伎艺之名，不会早于隋唐时期。但在我国历史上，“说话”伎艺最基本的艺术元素——用口语来说故事，也即口头表演形态的客观存在，则萌生甚早，且与带有民间街谈巷语性质的“小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文献记载来看，“小说”一词的出现，远早于“说话”。

论宋人小说伎艺的题材选择和加工

文言笔记小说和杂著是宋代话本小说题材的主要来源。题材的选择和加工由小说伎艺人承担,宋代的书会才人是否参与了话本的创作很值得怀疑。小说伎艺人既是话本的加工者又是演出者,一方面使得小说伎艺反映生活迅速、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又阻滞了小说伎艺的发展。

宋代说唱伎艺的互为渗透

宋代除歌舞、百戏外,各种说唱伎艺应运而生,主要包括演唱伎艺和说话艺术。演唱伎艺的门类有嘌唱、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大曲等,说话艺术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宋代说话艺人队伍的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是女性参与说话艺人的表演,既反映了当时伎艺传播环境的宽松,又为话本多层面地反映社会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市井细民的广泛参与,活跃并丰富了说话伎艺的传播市场;三是文人参与其中,提升了民间艺术的文化品位;四是说话艺术的勃兴,说话内容的丰富多彩。说话艺人所编创的大量故事为戏剧的搬演提供了素材,而戏剧中的一些手段也被说话艺人吸收、借鉴到表演中,两者之间的互为渗透,犹如催化剂一般,刺激着戏曲的发展。

略论两汉伎艺之前奏——《两汉伎艺发展史论》之二

两汉伎艺,是由前代伎艺发展而来。先民们特定的生存环境,不仅激发人们创造出种种生存智慧,还促成了各类原始乐器、伎艺的出现。伎艺的起源非止一端。当时人们为谋求生存所遭遇的种种偶然,都可能引发出伎艺产生之必然。将初民由生命需求而自然发出的嬉戏、耍闹、蹦跳等行为视作伎艺之源,无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有前代伎艺的长期积淀,才有了后来歌舞等伎艺的长足发展。如战国时出现的角抵戏,与先民们闲暇之时的打斗、厮闹有某些渊源关系。秦汉间的蚩尤戏,又与黄帝战蚩尤故事的流传息息相关。傩的出现,大致导源于巫术的滋养。如此之类,皆为汉代伎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话本与说话伎艺的文本化

宋元说话伎艺的文本化有着不同的形态、结果,它们的出现乃基于书面文本的编写,而非口演内容的记录。早期话本作为这个文本化过程中的结果,亦有不同的形态,处于说话伎艺文本化的不同层面,它们的成篇乃基于通俗故事文本的编写而对芜杂材料的主动选择、编辑(口头的、书面的,文言的、白话的,散体的、韵体的),由此出现了对说话伎艺口演内容(包括故事、语汇、程式、格套等)的取用,而非出于记录、整理说话伎艺口演内容的目的而要把某一讲唱伎艺口演内容落实于文本。说话伎艺文本化演进而至早期话本,乃由于元时书面白话编写的观念、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激发了社会上对书面白话著述的阅读需求和编刊需求,从而为说话伎艺口演内容进一步落实于文本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营造了良好的生成环境,由此锻炼出了不同于文言编写的通俗叙事文本体例,也影响了说话伎艺中那些非"小说家"伎艺落实于文本的书面呈现形态。

宋代瓦舍文化的兴盛与“说话”伎艺的繁荣

宋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城市坊市制度的瓦解使坊市分离的旧格局被坊市合一的新格局所取代,城市内商品经济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亟需出现能够丰富精神生活的娱乐活动。唐代“说话”伎艺和寺院“俗讲”为宋代“说话”伎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瓦舍勾栏的出现更是推动了宋代“说话”的进一步繁荣,为之后话本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唐五代敦煌说唱伎艺的戏剧化转向探考

敦煌所见说唱类作品客观反映出唐五代时期民间说唱伎艺与戏剧艺术之间逐步转化的轨辙。唐五代戏剧的生成与发展并不仅仅止于敦煌写本中所载述的与戏剧相关各类演艺形态,联系其他相关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戏剧的表演场所、表演艺人史料,可以更加清晰、完整地见出这一时期的戏剧是综合的、立体的表演,而非简单的舞蹈、俳谐或弦索歌唱。唐代寺院演出的艺术品类同样显得复杂多样,而且各种艺术形式表演的场所尚处于混同阶段。从北魏开始到隋代,延及唐五代时期,在逐步摆脱随意性和流动性的表演场所中,戏剧艺术与说唱伎艺是混同表演的。唐代戏剧尚处于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期,其整体构成显得较为简单,在具体表演过程中多采用"小戏"形式。在戏剧的表演与演员的形成方面,唐五代说唱艺人对同时期戏剧的影响同样显得格外明显。

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伎艺描述

中国史学中对于女性优伶伎艺的描述,一是专工一行,除了工于行当,女性优伶大多擅长某项伎艺,或歌唱,或舞蹈,或做打;二是一专多能,多才多艺,具有全面演艺素质;三是具备一定文化艺术素养,能够吟诗作词,审音度律;四是师承和家传背景,许多女性优伶所以技高一筹,与前辈的指导与栽培有关,同时,家庭环境的熏陶渗透,家族内部的传授指点,对于培养一个出色优伶,自然也是一种重要成长因素;五是"明星制"的现象,自元代始许多女性优伶声名远播,以她们的高超演伎,以及相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吸引和招徕观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