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难题:能否从“是”推出“应该”?

“应该如何”是客体的“事实如何”与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是“事实如何”对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客体事实属性是应该如何产生的源泉和存在的实体;主体需要、欲望、目的则是它们从客体事实属性中产生的条件和标准。因此,“应该如何”是通过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而从“事实如何”产生和推导出的:“应该”等于事实对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符合;“不应该”等于事实对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不符合。这就是“应该如何”的产生和推导过程,这就是破解休谟难题之谜底。

论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主语人称问题

把休谟难题解读为"能否从‘是’中推出‘应该’"忽视了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重要地位,是把该难题片面化为其第二层涵义的结果。"新关系"是休谟难题中的第一层涵义,是正确解读其第二层涵义的基础。"新关系"必然是一个陈述式道德命题,它的主语人称是第一人称"我"。道德调节功能的本质属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必然性。陈述式道德命题自身的人称特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可能性。在全面解读"新关系"的基础上,休谟难题的准确表述就是"能否从‘是’中推出‘我应该’"这种形式。

论科学发展观之价值需求与科学规律的统一——从休谟难题谈起

能否从"是"中推出"应该"的休谟难题一直备受争议,从价值认识论的角度对其分析,将"是"和"应该"各自作"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的二分,我们发现:从价值事实的"是"中,推不出科学规律的"应该"来,或从价值的"应该"中,推不出科学的"是"来。而科学发展观是价值需求与科学规律的统一。任何以价值需求凌驾于科学规律之上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在现实生活中极易造成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行为。

能否从“行政行为”推出“行政伦理”--从休谟难题出发

“应该如何”是客体的“事实如何”与主体的欲望目的发生的关系,是“事实如何”对主体的欲望、需要、目的的效用,“应该如何”是通过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从“事实如何”产生和推导出来,行政伦理作为行政行为应该如何也是通过行政行为事实如何中产生和推导出来的。行政人员的行为需要符合善、公平正义、公正等价值标准,行政行为符合了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其就有助于社会的长久持续发展,因而,行政伦理的产生与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能从行政行为推导出行政伦理、行政价值。

休谟难题的融贯论解决方案

归纳推理的基石“将来和过去相似”,可以从贝叶斯决策论找到一个理论的基础:尽管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个事件的评估(即主观概率赋值)很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为了避免陷入必输无疑的荷兰赌困境,就同一个主体而言,他/她在进行概率赋值时应当保持融贯,即有必要假定将来和过去是相似的。这个方案强调的是形式的分析,因此可能被批评缺乏对经验事实的关注。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形式和内容并重的休谟难题的解决方案,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归纳推理研究方法:基于证据的贝叶斯主义进路。

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休谟难题”的解答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休谟难题",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内容的教育能否形成受教育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过程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理论的彻底性提供了可能性,主体需要提供了必要性,实践观提供了现实性。但现实中依然客观存在着"彻底的理论"还是没能很好地"抓住人"的问题。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来说,需要进一步解决理论的彻底性、主体的需要以及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

儒家生生伦理学对休谟伦理难题的破解

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理性是道德根据的一般看法不同,孔子对于道德根据不持单一的理解,而是既讲智性,又讲仁性。智性即孔子关于学习的思想,大致相当于西方道德哲学的理性(道德理性)。孔子思想的殊特之处在于多了仁性。按照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诠释,仁性有两个来源:一是生长倾向;二是伦理心境。这两个来源虽有不同,但都有先在性。所以,在儒家看来,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因此人本身就有行善的动力,顺此而行,就能体会到道德之乐。在孔子思想系统中,道德动力是由仁性提供的,仁性是连接"是"与"应该"的桥梁,有了这个桥梁,"是"与"应该"就有了内在的关联,不会产生所谓的休谟伦理难题。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方案既不同于麦金太尔,也不同于赫斯特豪斯,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

麦金太尔解决休谟伦理难题的贡献与困惑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试图解决休谟伦理难题,即“是”与“应该”的矛盾。本文对此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力图证明麦金太尔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

论麦金泰尔对于休谟伦理难题的消解与启示

文章概述了休谟伦理难题的主要内涵及理论意义,认为休谟伦理难题是关系到伦理学是否可能的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不仅在理论层面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也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道德实践处于深刻危机的一个反映。通过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倡导者——麦金泰尔思想的文本分析与梳理,认为麦氏之所以能超越他之前的西方思想家并消解了休谟伦理难题,主要是因为他运用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叙事方法将休谟伦理难题理解为由于西方道德传统的改变而产生的一个历史性问题。麦氏对于休谟伦理难题的消解让人们意识到理论研究不能缺少历史意识,而回归道德实践则是重建西方伦理基础的唯一途径。

伦理学定义、对象和体系再思考

伦理学,就其主要研究对象来说,是关于国家制度好坏价值标准的科学;就其全部研究对象来说,是关于道德好坏的价值科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伦理学分为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以及美德伦理学。元伦理学研究"价值""善""应该""正当"以及"是"或"事实"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解决"休谟难题"——能否从"事实"推导出"应该"——提出优良道德规范制定之方法:元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制定方法的科学。规范伦理学研究如何通过道德最终目的,从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行为应该如何的优良道德规范: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规范制定过程的科学。美德伦理学研究"良心""名誉"和"品德",解决优良道德如何由社会的外在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美德:美德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实现途径的科学。

《新伦理学》话语体系之新

《新伦理学》系作者专心致志撰写22年而成,试图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伦理学思想,创造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从而将今日西方大体上处于相互排斥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结合为一门科学,科学地解析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系列至今仍然令人困惑不解的难题,最终使伦理学成为一种公理化体系。

论现代风险的治理困境及其超越

近年来,"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风险社会"理论为人们把握当代社会的形态和特征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然而,风险的治理问题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如风险事实与风险判断的困境、风险治理当下与未来的困境、风险主体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困境等。因此,必然要求风险的治理者能正确面对这些困境,从而超越风险本身,超越经济利益本身,超越狭隘个体本身,实现对风险社会的道德治理。

承认规则规范性检校:定位及认知误差的修正

哲学转向以来,规范性逐渐成长为哲学的核心命题,法哲学领域也概莫能外。奥斯丁、凯尔森等人推动了规范性命题在法哲学领域的凸显,哈特则提出"承认规则"实现法律规范性。但何为"承认规则",以及"承认规则"规范性来源于何处?通过事实(Fact)概念的析清,发现哈特对"承认规则"是社会事实的定位错误,导致不能跨越"是"到"应当"的缝隙。除此之外,还需实现个体到集体的跨越。在"休谟难题"上,实践同一性、隐规范性与制度事实理论提供了跨越的理论工具;主体间性、道义语境与集体意向性则负责解决个体到集体的困难。最终,联结实然与应然的"承认规则"的惯习性实践承载"承认规则"规范性输出功能,进而保证了法律规范性获取的稳定性。

对法本质认识的科学主义倾向之批判

由于因果律在根源上的证据不充分,因此以因果律为基础的科学方法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存在问题。放弃因果律为前提,以追求最大盖然性为目标的科学方法,进入法学将会导致法学的实用主义,忽略人的价值;坚持因果律的科学方法,虽然可以很好地解决休谟难题,但必然会推导至彻底的决定论而丧失人类的自由意志,抹杀人的价值。法哲学研究应对理性与非理性同等尊重,关注客观性的同时,也关注个人的价值。

论动物伦理的绝对命令和实践规范

文章从创新性地探索动物伦理中的"是-应该"的休谟难题入手,通过元伦理学方法论证动物伦理的价值规范的形成过程,对道德判断和逻辑判断的形成机制进行心理学考察和现象学考察,从而提炼出动物伦理的总价值规范——禁止肆意伤害动物的绝对命令,再在此总价值规范下延展出实践上的禁止肆意杀害动物、禁止肆意虐待动物、禁止肆意侵害动物的栖息地和生存环境的三大实践规范。

探寻法律效力的来源——分析实证法学之理论述评

以探求法律效力来源问题在实证分析法学中的解答为目标,从哲学上的休谟难题开始阐发,试图通过对选取的几位分析法学家的理论分析,最终理解实证分析法学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并试图阐明：法律效力的来源应当是来自于法律体系的内部,即来自于法律自身。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论断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只有厘定法律的界限,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法律效力的来源,最终真正理解法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涵。

论公共行政之公共性及其何以可能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本文在对"公共性"的内涵分析及对公共行政中关于"人"之理论预设问题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在人们不断地求解"休谟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改进,行政的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人自身拥有的人性基础、制度设计的演进与公共精神的培育这三大方面是使实然状态的公共行政向规范性公共行政接近成为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现象学伦理学:开启一种新的伦理学范式——“现象学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伦理学诞生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其间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一直在缓慢地演进,从美德伦理到近现代的规范伦理,并在近两百年前基本奠定美德伦理、义务论、功利主义这三大规范伦理三足鼎立之势。1903年摩尔《伦理学原理》一书的问世,使元伦理得以与规范伦理二分天下。

探寻法律效力的来源——分析实证法学之理论述评

以探求法律效力来源问题在实证分析法学中的解答为目标,从哲学上的休谟难题开始阐发,试图通过对选取的几位分析法学家的理论分析,最终理解实证分析法学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并试图阐明:法律效力的来源应当是来自于法律体系的内部,即来自于法律自身。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论断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只有厘定法律的界限,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法律效力的来源,最终真正理解法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涵。

基于人与技术实践共生的技术伦理反思

现代技术与社会伦理尖锐对立冲突的外部表现,遮掩了人与技术的内在本质统一。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人在技术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创造、自我发明。技术伦理规范不能寄望于科学推理或者先验假定,技术伦理批判只能立足于人与技术共生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新的技术发明、应用应持一种审慎态度,在技术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给新技术的伦理评价留有更为充裕的时间、空间省思。技术伦理研究不但要坚守"伦理信念",也要打开"技术黑箱"。伦理学者要与技术专家交流合作,促进技术伦理研究"外在进路"与"内在进路"的协调共进。